《奇葩大会》上来了一个人，微博名叫“科学家种太阳”，他讲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然后掀起了热议。

他13岁时候住校，那时和学校一个姑娘关系很好。由于长得漂亮，姑娘经常被学校附近的一个流氓纠缠。

有一次女生生病，回宿舍睡觉，还特别交代两个男生帮忙给看门，以防流氓骚扰。

这时候他突然心生恶念，他心生可怕的念头：

为什么外面的流氓可以骚扰这个姑娘，自己和另一个男生就不能轮奸她呢？

念头产生之后，他在头脑中开始详细策划整个流程了。

但最终由于女孩来了月经但是没有卫生纸了而终止了犯罪。

随后这个叫“种太阳”的人将自己“犯罪中止”的行为一直不断美化，并且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势，对女性们进行劝导。

他告诉人们：“每一个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女性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随着这件事的发酵，《奇葩大会》最终被禁播了。

可是“种太阳”竟然在微博上收获了无数支持性的留言。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令人费解的是，有那么多人把他的理论当成是一种“真性情”，面对一个“坏人的坦然”，为什么大多数人反而是关注他的坦然，而不是关注他的坏？

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强奸未遂说得如此轻松，还高高在上告诉所有人，你看，我悬崖勒马了对不对？我没有强奸她，我是不是很伟大？她是不是该感谢我？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对一个如此信任自己的姑娘，有半点玷污的想法。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何尝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们太善于隐忍了，忍到我们这些人把坏人都惯坏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偷换概念，让你对他们的狗屁观念马首是瞻、肝脑涂地。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也对坏人抱有了极高的容忍度，坏人也在这种病态的纵容之下越来越放肆。

在校园里，依然如此。

3月26日早上七点多，宿舍里大多数学生还在梦醒时分。

“嘭”的一声。

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崇园用自杀的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对他的所有恶意。

谁能知道前一夜他到底经历过多少挣扎？

去年圣诞夜。

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将自己心灰意冷毫无留恋的身体浸入了冰冷刺骨的灞河水里。

生前，他曾用手机搜索，“西安最大的河”、“西安最大的湖”。

在面临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时，他唯一能做的，是为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找寻一个归西之所。

去年10月，站在美丽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上，留学生唐晓琳却无心看风景。

纵身一跃，她在桥与海之间留下了最后一道掠影。

她彻底地离开了，离开了深夜和周末都在实验室工作的日子，离开了第七年才参加博士生资格考核的心酸，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种种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报道出来的，不过是情况更严重些，并且恰好被公众知晓而已。

而没有报道出来的，只是我们都熟视无睹罢了。

我们周围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恶意与悲凉？

我高中朋友，后来去了本地一所高校，有一天她跟我吐槽，她的导师经常让她去家里干些杂活，还要接导师的孩子放学。

后来就慢慢冒充所谓的心灵导师，说我朋友从小缺乏安全感，应该找一个年龄大的，可以在心灵上照顾她、安慰她的人。

幸亏我这位同学比较机智，说她爸爸就是这样一种角色，是这个区的派出所所长，平时对她监督很严，也会经常和她沟通，爸爸和学校里的某某领导关系也不错云云……

那位导师，自然也有所收敛，不过劳动力压榨，也并没有减少。

我正读研的同学，几乎每天都要帮导师干苦力。

他苦笑说，大过年的，导师让我们编一个诗人的全集。基本在他门下的人，每个人都有几十本书要打印出来，然后校对、排版，还要找手稿、信件、报纸、杂志。连写毕业论文的时间都几乎没有。

我有次十点多和他打电话，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嘴里还在吃着晚饭打着字，匆匆两句就挂断了。

我从小的玩伴，有次告诉我，她的导师经常以请大家吃饭为由，大庭广众之下摸女孩子们的手。

她们也不敢声张，因为似乎反抗过的女生，都会面临不能毕业的风险，而且她的学姐都宽慰她说，被摸摸手也不算是什么大事，推推就过去了。

我听了，惊讶又气愤，生气过后，更多的却是无助。

我不知道是该鼓励她去撕破脸皮还是选择隐忍。

鼓励她反抗的话，我可能会心虚。

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一个怕麻烦的人。选导师的时候，我“高瞻远瞩”地选择了女导师，因为我也怕遇到麻烦事。我不知道如果我是她，是否会顾及自己的前途选择隐忍。

劝慰她选择隐忍的话，我也过不去心理那关。

我们都被欺负惯了，被欺负怕了，怕到绑架者给你一个好脸色都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毕业生们似乎都会在哀叹之余庆幸一下：“我只是被压榨了两年，已经很幸运了。”

为了不挂科，为了能答辩，为了能毕业，为了能出国，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拼了命地甘愿被压榨。

我们的学术能力强不强不知道，隐忍能力和狗腿子能力却是一流。

我们尊称自己的导师是“老板”，给老板打扫卫生带孩子，给老板送礼庆生，给老板搞项目，跟着老板再苦再累也不怕。

毕竟老板掌握着你是否能顺利毕业的生杀大权。鞍前马后，在所不辞。

这种神逻辑就像受贿但是把事办成的官就是父母官，嫖娼但没有强奸的明星就是娱乐圈道德楷模一样。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的对官员的底线，越来越低。

焦裕禄那样为民办实事的人变成了“傻蛋”，人们默认了这样的人在在现实生活不可能存在的人。拿钱办事的官反而已经是难得的好官，毕竟大多数官拿钱也不办事。

不知 从何时开始，人们对娱乐圈的底线也开始降低。

好多人开始声援黄海波：人家没有女朋友由没有结婚，拿自己的钱去嫖娼，也没有睡粉丝，不好吗？

即便有明星睡粉了，大家也会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可以我也想睡爱豆好吗？

更过分的是，即便有明星吸毒了，也会有粉丝说，我们爱豆都憔悴了，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还不够吗？

那死去的缉毒警察和缉毒犬谁来心疼？

最可怕的是，人们对学术圈的底线也开始降低。

导师压榨学生，也会有人说，学生太脆弱了吧，为什么就他承受不住自杀了？

不为加害者如此丧心病狂感到愤懑，反而为受害者不够坚强而鄙视吗？

我们把道德标准放得越低，坏人就会逼我们放得更低。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放之校园依然有效，而且准确得惊人。

作为一个导师，握有学生的生死大权，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结构下，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

中国大学教育中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实际上包括四层关系：制度意义上的负责与被负责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与徒弟的关系、伦理意义上的长辈与晚辈的关系、组织意义上的团队合作关系。

这一现实使得导师和研究生间的两种师生关系类型被广为诟病——导师绝对权威的“父母子女型”和呈现雇佣关系的“老板型”。

可以说，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导师和学生权力的不对等，导师的权力应该被制度约束，但目前中国的学术制度还很不完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的学术制度在某种策划年高度上，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国际通行研究生培养制度通常的模式为欧洲的单一导师负责制和北美的导师集体负责制。

一种是欧洲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老师，从一而终；另一种美国式的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博士资格通过，再选定论文指导老师。两种不同的培养制度，决定了招生模式的区别。

欧式制度，有点像中世纪的收门徒，它要求导师具有绝对和科学精神和道德水准。美式制度，则是集体决策，不可能由一人说了算。

中国过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导要由国务院来批，采取的是学徒式的欧式制度，导师选拔严格，学生学得认真，十多年都相安无事。

但近年来，这种模式逐现弊端，大规模扩招，使得研究生生与导师如过江之鲫，浩浩荡荡。

为了杜绝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有些大学对招生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量化管理，并借鉴了一套美式的决策程序。

但这无关痛痒，美式集体负责制的外衣下奉行的仍然是单一导师负责制。

对于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来说，权力不仅包括行政权，还包括学术权、教育权，既要推进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分离，把行政的权力关进“笼子”，也要建立教育和学术民主决策机制，把学术权和教育权关进“笼子”。

这里不是野生动物的世界，人类社会里有刑法这样的东西。真善美、秩序、原则、理性，一切东西都值得尊重。

科学家具有自律精神也本来就是不成立的假说。

德高望重的人也可能是衣冠禽兽，桃李满天下的人也可能是斯文败类。

毕竟这个社会上还是存在那种以为认为自己悬崖勒马就无比高尚的人。

他们自己根本无法理解，自己有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