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冤家好“基友” 彻底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创业美国微信公众号文章

4月23日就是世界读书日了，也想趁今天这个机会，提前和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在读的书，叫做The Undoing Project.

这本书在2017年的时候，被常春藤教授列为2017必读书单，它的中文翻译是《抽丝剥茧：改变我们思维的那段友情》。之所以要推荐这本书，首先要说说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在图书届大名鼎鼎，他出身投行，做过财经记者，之后写了很多被翻拍成电影的泛财经类畅销书，包括“弱点”、“大空头”、“点球成金”等等都出自他的笔下。2016年底，他出版了这本书《抽丝剥茧》，算是跨界到了学术领域。因为这本书记录的不再是商业故事，而是两位心理学和行为学大师从相识相知，到最后渐行渐远的故事，也记录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人类行为认知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刘易斯的记述从1969年的秋天开始，在希伯来大学一个空的研讨室里，时不时能听到两个男人或激情的大喊，或狂热的笑声，两个人的对话夹杂着希伯来语和英语，只要从走廊里经过的人，都能听到。日后，这一段又一段的对话被整理成文字，“行为经济学”由此诞生。这两位科学家，就是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刘易斯在书中着重描述了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学术成果，在他们之前，我们在分析人类行为时，总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会理智地让效益最大化，至于那些违背理性的行为，可能是因为对某事感到害怕，或者过于爱慕某人，导致判断力受到了影响。但这本书里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用实验证明，人们的行为缺陷，不仅受制于情绪，也会受到认知机制的影响。他们证实，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坏事，人总是靠着偏见和经验来行事。

我们重点说说这个认知偏差的几个现象和例子。

第一，光环效应，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就是说，人们对他人的认知，一般都是根据整体印象推断的，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不错，那么就会觉得他什么都好，相反，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一个人，那么你会不自觉地否定这个人，觉得他什么都不好。

第二，叫做“可得性启发法“，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依据有限或者不完整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往往都不是最好的方案。比如，如果一个投资者根据经验来做投资决策，而忽略了最近的政治经济形势，或者财富风向的转变，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投资失败。

第三，人们并不是在事情上做选择，而是在对事情的描述之间做选择。如果医生告诉你，这个手术会治好你的癌症，但有10%的风险的死亡风险，你就不太可能去做这个手术，但如果医生告诉你，你有90%的机会活下来，你可能就会答应做这个手术。所以，对事物的描述，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第四点，我们习惯在故事中找规律，但这会造成很多认知错觉。比如，当你去问人们，在持枪群体中，用枪自杀的人多，还是被枪杀的人多，多数人认为，一定是被枪杀的人多，但事实却是，用枪自杀的人，是被枪杀的人的两倍多。那么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人们在报纸新闻上听到的，看到的，更多是被枪杀的消息，而自杀的报道却相对少得多，所以会作出这样错误的假设，两个科学家把这一行为归结为经验法则。

刘易斯在书中评价说，这些研究，第一次让我们系统的理解人类做出的那些非理性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且，两位科学家还提出，我们思维出错的方式是有规律的。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规避这些错误呢？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认为，一个人要想自我纠错是很困难的，唯一能做的，是改变你做决定时的环境，这样当你犯错时，其他人就更有可能指出你的错误。路易斯在书中也强调，这些心理学知识，能让我们正视和消除非理性思维带来的不足，从而改善人类生活。比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是奥巴马政府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的主任，他上任不久，就依据“可得性启发法”改善了落后的退休系统。这套新系统里，人们不用再在复杂的退休计划中做选择，而是让计算机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把他们自动录入到相应的退休计划里，同时，保留大家自愿退出计划的权利。这一方案生效后，果然大受欢迎，桑斯坦把这个政策叫做“自由主义家长制”。

除了记述两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还花了很大篇幅记录他们之间的友情。60年代末期，特沃斯基和卡尼曼都是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冉冉升起的新星，但两人从家庭背景到生活习惯，没有任何共同点。阿莫斯.特沃斯基出生于以色列，是军事英雄，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当你觉得坏事即将发生，而它真的发生的话，就要痛苦两次。特沃斯基的办公室一尘不染，除了椅子，桌子上就只有一只笔，一个橡皮擦，一个本子。密歇根大学有一位心理学家叫理查.尼斯贝特(Dick Nisbett)，他设计出一个智力测试：在你见到特沃斯基后，你用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特沃斯基比你聪明，用的时间越长，说明你越笨。而且，特沃斯基也是一个相当骄傲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他不想做的事。如果和妻子看电影，他会在五分钟内做出判断，电影要是过于平庸，他就坐上车回家，等电影结束时再接妻子回家。

卡尼曼呢，则是一个焦虑、悲观而又谦逊的人，他认为，凡事先考虑最坏的情况，这样就永远不会失望。相比特沃斯基的一尘不染，要想在卡尼曼的办公室找到只铅笔，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办公室实在太乱了。性格如此不同的两个人相遇后，却爆发出了超强的默契，他们喜欢在教室、咖啡店或者散步中讨论工作，然后，他们会在打字机前坐下来，卡尼曼负责录入观点，从词语的使用，到句子的排列，都必须同时获得两个人的同意。

1971年到1979年，他们合作出了日后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然而，虽然他们的工作绝对平等，但锋芒在外的特沃斯基早已被学界看作是两人工作成果的代言人，特沃斯基拿奖到手软，而他和卡尼曼的友情也越来越淡漠。终于有一天，卡尼曼告诉特沃斯基，我们不再是朋友了。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神奇，三天后，特沃斯基打来电话说，他被诊断出恶性黑素瘤，最多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了。电话里，特沃斯基告诉卡尼曼，无论你怎么想，我们永远是朋友。现在，已经失去老友的卡尼曼，还会时常回忆起两个人愉快的工作经历，虽然这对老搭档已经不再完整，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