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社会福利一直是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不少人戏称加拿大为“大家拿”，特别是全民医保，令不少人羡慕不已。

然而，对很多加拿大人来说，这项“全民医保”福利却是个“假象”，因为尽管看病不用掏钱，但却由于药品价格过高而无法负担。

统计显示，每10名加拿大患者中，就有1人由于药价太高买不起而被迫停药。

而最近，这样的局面将有望打破。因为加拿大政府正在致力于将全民医保扩大为全民药保。

在经过了两年的调研和咨询后，一个由加拿大各党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健康委员会本周提交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众议院健康委员会建议加拿大实行涵盖全体国民、单一支付的药品保险，以便让所有加拿大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和能力使用基本处方药。

有一百多种药被列入基本药品清单，其中包括胰岛素，某些抗生素，口服避孕药和高血压药，占加拿大全国药店售出的处方药的约44%。

报告认为，把全民医保扩大到全民药保不仅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而且能减少药费。

多伦多家庭医生珀索德在接受CBC采访时说，一些患者因经济原因无法遵医嘱服药。

据统计，每十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负担不起处方药。有些人因此自行减少数量或不完成服药周期。

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CMAJ）的研究显示，加拿大的药品费用在全球位列第二，一些药品的价格甚至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30%之多。

据加拿大药剂师协会主席丹雅尔·拉扎(Danyaal Raza)博士介绍，大约有70万加拿大人为支付药品费用而不得不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

在这份报告中，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有可行性的方案：

一个是实行全国性的、单一支付的公共处方药保险计划；

二是改革现有体系，缩小公共药品保险计划和私营药品保险计划之间的差别，以扩大保险范围。

委员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第一个方案，因为仅仅缩小差别不足以改善公众健康状况和减少药品开支。

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自由党议员比尔.凯西（Bill Casey）担任。

加拿大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主席比尔.凯西。

他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说，

加拿大全国各地的药品保险计划，公共的，私营的，保老人的，保退伍军人的，林林总总加起来有大约八十个。

这些计划各有各的规定和涵盖范围，因此在加拿大一种药如果在不同的时间、被不同的人购买，价格也会不同。

凯西强调，我们的药品保险体系是一个大杂烩。结果是，加拿大人在药品上的支出在二十九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瑞士。

凯西还表示，统一药品保险计划不仅有利于改善公众健康，同时还将把目前加拿大花在处方药上的支出减少42亿加元。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

预算官应议会的医药委员会要求，就年各省的药品计划做出调查。

这份报告显示：在2015年到2016年度，全国在医生处方药方面的花费总共为285亿元；药品保健计划涵盖其中的246亿元。

联邦预算官表示，在计算了各种药品的价格和消费量，发现如果使用全国统一的药品计划，花费大约为204亿元。

报告还列出了全国统一药品保健计划费用细节：

政府花费：119亿加元

私人保险计划花费：90亿

病人花费：36亿

以2016年全国各省实际药品支付费用为准，一年节省了42亿元。

此外，除了政府，加拿大的公立机构和许多公司企业会为员工提供药品保险。

实行全民药保后，雇主可以把这笔省下来的支出用来为员工支付其他医疗费用，例如看牙医和配眼镜，或者雇用更多的员工。

毕竟全民医保的钱也是从税收里面来的，你可以想象成，在交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就已经交付了一部分自己的药费。

如果实行全民药保，各省需要负担131亿加元，联邦负担73亿加元。

根据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15年，加拿大的处方药支出大约为285亿加元，其中私营保险计划报销了131亿加元，省级公共保险计划报销了107亿加元，个人支付47亿加元。

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各党的议员。新民主党议员完全支持刚刚公布的报告，保守党议员则有所保留。

首先，他们质疑了加拿大每年处方药支出的准确性。

根据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这笔钱是240亿加元。但是加拿大卫生信息研究所却说是398亿。这么大的出入，足以说明有必要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

第二，他们提出问题，为什么加拿大人的人均药费比一些国家高？例如，丹麦的人均药费为一年240美元，而加拿大的人均药费是一年713加元。

加拿大医护人员的学会和工会对报告的建议表示欢迎。

加拿大医疗保险业协会警告说，政府最好谨慎从事，因为全民药保可能会让政府的支出过高，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让纳税人负担过重。

基本药物（essential drugs or medicines）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7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保障基本药物的充分提供成为基本卫生保健的重要要素之一。

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基本药物在任何时候都应有足够数量的可获得性，其质量是有保障，其信息是充分的，其价格是个人和社区能够承受的”。

实际上，WHO希望扭转基本药物等于廉价药的印象，希望强调基本药物“满足人群卫生保健优先需要”的特征，强调其“相对优越的成本-效益性”（也就是性价比），但无论如何也强调其价格的可负担性。

其实，通俗地说，基本药物就是相对物美价廉的常用药。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所有可以上市的药品当中进行适当的遴选，编制出基本药物目录，优先强化其供应保障体系，以满足大部分国民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的优先需要，就成为一种必要而紧迫的公共政策。

根据WHO在1999年的统计，全世界有156个国家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其中29个国家建立这样的制度已经长达5年以上。

加拿大众议院的将康委员会在2012年曾经提出建立基本药品清单，但是不了了之。

业界认为，如果加拿大能成功推行公共药物计划，那将是几十年来“加拿大最重要的医疗保健系统变革”。

延伸阅读：基本药物制度的几个先驱国家

莫桑比克

1977年，在世卫组织公布第一份基本药物清单前几个月，莫桑比克已经制定了自己的国家药典。

这是一份包括有430种基本药物的清单。该国设法加强当地药物可及性，1975年时有10%的人口能够获得药物，到2007年时该比率上升至80%。

同一调查表明，出于监管目的对465种药物样品进行检测后，只有34种（7.4%）不合格。

秘鲁

1960年，秘鲁制定了一张基本药物清单企图至少解决人口最紧迫的药物需求。

1971年，该国促进实施基本药物规划，鼓励制定和使用第一份国家基本药物清单。该国36年前采取的这一行动为世卫组织提供了范例，并有助于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份基本药物标准清单。

斯里兰卡

1959年，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制定了一份药物清单以供国家卫生保健系统采购之用。此外，发表了锡兰医院处方手册为这些药物的使用提供信息。该国还建立了一个国际采购系统以减少费用并同时扩大提供这些药物。

1972年，尽管遭到来自工业的反对，斯里兰卡仍然实行由国家控制的垄断，通过建立国家医药公司来为全国采购药物，由此将行动扩展至私立部门。迄今，通过公立部门设施能够向国民免费提供充足的基本药物。

直到1977年，国家医药公司一直负责进口并向公立和私立部门分发药物。

1977年以后，由于来自私立部门的压力，斯里兰卡政府准许各个公司进口多种品牌药物。但是，政府仍然负责选择需要进口的药物类型，以确保覆盖重点卫生保健问题。

1987年，斯里兰卡建立了国家制药公司，目的是进口原材料生产非专利基本药物。自那时以来，政府一直抵制私有化并垄断药物采购，由此掌控了药物质量和价格，即使在私立部门中也不例外。

斯里兰卡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普及教育，从而提高了对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并激发了对一般卫生服务的强烈需求。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适应国家药物供应政策和系统，包括基本药物概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