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次ANZ银行与金融皇家调查委员的听证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中产阶级贫困(middle class poverty)。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回到1972年，由教授罗纳德.亨德森主持的政府调研项目“1972年贫困调查委员会”。那场调研并没有对政策产生任何影响，但该调研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其深远。

这一调查导致了“亨德森贫困指数”的产生，这是一个通过衡量消费来计算贫困标准的指数，这一指数非常严格、无懈可击。最新版本的亨德森贫困指数时至今日任然是衡量贫困的一项关键指标。

45年后的今天，皇家金融调查委员会揭示，贫困已不仅发生在低收入人口之中。

澳洲银行业普遍实际采用的放贷标准（与他们官方宣称的正式放贷标准大不相同）导致贷款者必须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偿还贷款，以至于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基本的消费水平，

而这并不是一场意外，这是银行业的策略所造成的。

那么，根据银行业的普遍标准，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应该花销多少呢?

按照澳洲审慎监管局向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银行业“通常采用亨德森贫困指数、或者澳洲统计局的家庭消费额调查，来计算贷款者的日常消费额”。

也就是说，本来用于描述低收入者的一项指数（亨德森贫困指数），却在银行业被用来衡量中产阶级的花销。这并不是对中产阶级的羞辱，而是银行的政策性目标。

澳洲审慎监管局为此感到尴尬。本来审慎监管局的职责就是对银行业进行监管，但他们辩解道，这种行为‘低估了’家庭支出，他们已经在2017年时雇佣第三方对一些贷款文件进行了抽样核查。

核查结果显示，采用贫困线标准作为放贷的标准并不合适。澳洲审慎监管局保证将与银行业探讨提高贷款标准。

2007年，当时的审慎监管局主席John Laker披露，该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也就是说，10年前，澳洲审慎监管局就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采用贫困指数来衡量客户的还贷能力成为了银行业的潜规则，而审慎监管局对此袖手旁观。

审慎监管局不作为的结果就是，与“贫困”相对的收入水平已经大幅上升了，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公众普遍认知的中产人群当中。

中产阶级人群是财务风险最大的人群。因为他们的杠杆率很高：他们的收入中用于偿还贷款的比例比高收入人群更高。

其次，中产阶级的资产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

• 自身的劳动力和技术水平

• 家庭住房资产

• 以及一些退休基金

但是这些资产流动性很差，你不能把自己的劳动技术卖给别人，卖房子的成本很高，而退休基金要退休以后才能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高收入人口尽管有更多的债务，但他们的收入更加多元化和流动性高，他们通常也有现金流；而低收入人口通常来说债务比例更低，资产更多样化，因为他们的主要资产并不是房产。

再者，中等收入人口并没有什么财务保障。他们的保险不足以对冲债务。

而低收入人口相对来说保障更多。他们有一些强制保险，比如汽车和健康保险。高收入人口虽然也没有特别增加保险，但是他们的需求较少，因为他们收入更多样化，而且有更多的可支配资金。

那么，谁能为中产阶级的利益代言呢？很明显不是监管者。监管者的职责是保证家庭不出现大量违约，并造成金融机构清偿能力出现问题，或出现更广泛的金融稳定性问题。

人们是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本身并不是监管当局负责的事，除非他们再也付不起账单。

换句话来说，澳洲当局设置的监管体系，只是在确保家庭不对金融系统造成稳定性危害的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是家庭财政危机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一个监管机构会对此负责。

可是，上升的贫困线和违约风险不仅会导致金融危机，甚至会导致社会危机，到最后，终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

文章来源：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作者：Dick Bryan（悉尼大学政治经济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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