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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的才女中，除宋氏三姐妹之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合肥的张家四姐妹。

台湾导演侯孝贤曾说，在他一生中最想拍张兆和（沈从文夫人）四姐妹的故事，“那个大家族里面，每个女儿都有一个女佣，从小到大跟着她们”。那个时代，那种成长的氛围，以及大家族家庭成员的彼此相处，都让侯孝贤着迷。



抗战胜利后，1946年，张家孩子齐聚上海大团圆，张家四姐妹的合影成为经典

前右为大姐元和，前左为二姐允和，后右为三姐兆和，后左为四姐充和

只是侯孝贤明白，贵族的气质太需要时间的酝酿。1906年，张家四姐妹的妈妈陆英嫁给她们的爸爸张武龄时，嫁妆里的一个小木桶都是陆家花十年时间精挑细选、慢慢准备的。

如此想来，张家四姐妹这番宏大的叙事“绝不可能找到演员”，最终不得不让拍摄计划一直搁浅。

提起这四姐妹，教育大家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四姐妹平和温润、知书达理，昆曲、书法、丹青、诗词无一不精，被世人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娶到她们的四位幸运儿更是学贯中西、出类拔萃：

大姐张元和，精昆曲，嫁给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顾传玠；

二姐张允和，擅长诗书格律，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

三姐张兆和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成为名编辑，嫁给文学家沈从文；

四妹张充和才华最出众，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嫁给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除四姐妹外，张氏家族的六个儿子也是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各有所长，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者与艺术家。

老大张宗和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任教西南联大，是著名的昆曲曲友；

老二张寅和是位低调的诗人，早期曾在《申报》工作；

三弟张定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

四弟张宇和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

五弟张寰和继承父业担任乐益女中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

最小的张宁和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

1946年7月，张家十姐弟于上海

前排左起：张充和、张允和、张元和、张兆和。后排左起：张宁和、张宇和、张寅和、张宗和、张定和、张寰和。

在这些卓越优异的儿女身后，不得不提他们的父亲张武龄。

正是得益于这位民国教育家开明的家风和对教育的透彻理解，才造就了民国历史上十位优秀绝伦的儿女。

张家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是一位出生于合肥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张武龄的爷爷张树声曾任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与同乡李鸿章的关系密切，称得上是“休戚与共”。

要知道整个大清朝上下，总督的职位总共才九个，张树声一个人就干了三分之一，到了张武龄这代，张家在合肥已有良田万亩，是典型的大地主。



位于安徽合肥肥西县的张树声塑像

身在衣食无忧的大家庭，难免少不了抽鸦片、赌博、娶姨太太的纨绔子弟。而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虽然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是洁身自好、滴酒不沾，接受了许多新思潮的影响，嗜书如命，热衷于公益办学。



张家四姐妹与张武龄合影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武龄与扬州名门之女陆英成亲，据说结婚时陆府的“嫁妆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

婚后，两人后育有四女六子，四个女儿分别命名为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而六个儿子则分别取名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



唯一保存下来的陆英照片，摄于上海的一家照相馆

女孩的名字没有半点含花带草的妩媚，而是带有“两条修长的腿”，男孩的名字里都有个寓意“家”字的宝盖头。

原来，张武龄希望女孩子尽可能地迈出闺阁、走向世界；而对于家中的男孩，则希望他们光大祖业、继承家声，但不管走多远，也要记得回家。

在那个年代，此番境界，从给子女的命名中，就可窥见其格局不凡。



以身作则，诗书为伴

当年的安徽合肥，小城局促的空间难免闭塞。同是安徽老乡的陈独秀就曾说过，安徽那种地方，一年365天连一张报纸也买不到。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张武龄举家搬去上海，而后于1917年，来到了柔润秀丽的苏州九如巷定居。

据说，九如巷的典故来自《诗经》，“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山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一条小巷子的名字都如此典雅，苏州的文化底蕴可见一斑。

1921年，接受新思想的张武龄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变卖部分家产，在苏州开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在创办乐益女中的整整16年间，张武龄前后投入25万元以上，倾其所有，致力于教育。



20世纪30年代，张武龄（左）创办乐益女中时访问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

乐益女中这所新式学校，校名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引领风气之先，张武龄不仅首开先河，招收女学生，同时也表示凡是贫寒人家的女儿，一律不收学费。张武龄的气节不仅让他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到许多思想先进的人士来校任教。

假如时光退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乐益女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记忆中的老熟人，他们或正襟危坐讲词曲，或激情澎湃论时势。

他们中有张武龄亲自聘来的教务主任侯绍裘，当时是苏南一带党的领导人；有中共后来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有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再加上柳亚子、匡亚明，可以说，这些名字每个都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学校里的女学生们则剪短发，开运动会，演话剧，排练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知名话剧。



在家中，张武龄为四个女儿请了三位家庭教师，分别教授历史、地理、文学、数学，包括科学知识、体育、舞蹈等现代教育的新鲜玩意儿。

同时，张武龄极为注重子女古典文学的涵养，他亲自参与编选教材，从《文选》《史记》《孟子》等书中选出一篇篇古文，让专人写了讲义，给儿女们诵读。

在苏州，张武龄的爱书是出了名的，他每天除了去会馆看昆曲、浏览当地的报纸，稍有空闲，他就带着男仆逛书市，后来混熟了，只要进了新书，书店就直接将书成捆地送到张家。

张家的一楼有四个大房间，父亲一间、母亲一间、孩子们共用两间；而二楼则是藏书的库房，有数以千计的古籍书卷，还有不计其数的古文雕版。



抗战前张充和在北平

张家由于子女众多，没法一一亲自照顾，张武龄就为每一个孩子挑选了一位贴身保姆。张武龄还发动所有保姆认字，保姆们在九宫格纸上练大字、在煤油灯下读小说、梳头时还以互认生字为乐……

很多年后，张家三女儿张兆和嫁给沈从文，保姆朱干干前去探望，她把书房里巴金和茅盾的书瞄了一遍，点评道“不过如此”。由此，可见保姆的水平和品味。

在全家上下愉悦的学习氛围中，张家的孩子们日益成长。

学习之外，苏州楼阁亭台、花廊水榭的大宅，则给予了孩子们一方嬉闹玩耍的天地。

“每天我们只要离开了书房，放鸟归林，这里就不再安静。我们有时学王羲之‘临池洗砚’，更多的时候是疯疯癫癫爬山、玩水”，张允和在《张家旧事》一书中回忆道，四姐妹在苏州大宅中读书嬉戏，走过了她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在张家，张武龄给了孩子们最大限度的个性成长空间，无论男女，都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家中的任何角落，孩子们都可以自由出入，即使是张武龄最珍爱的藏书，孩子们也能随性翻阅。



少女时期的张充和

一方面，张武龄在家中任由孩子们自由释放天性，打闹玩耍；与此同时，张武龄也非常注重规矩和家教。

“记得小时家里来客，小孩子一定要站在客厅一侧规规矩矩打招呼，待佣人端着糖果盒子一上来，马上安静地依次退出，不可能有在客人面前闹着要糖果的事情发生”，姐妹们回忆说。

周有光回忆：“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



张允和

有一年除夕，父亲张武龄撞见孩子们正和一些工人丢骰子、玩骨牌，每盘下几分钱的注。赌博这事张武龄深恶痛绝，但当时他没有横加指责，而是把小孩子爱玩的心，以漂亮衣服、上台表演作“诱饵”，很自然地引到学昆曲上。

他和子女们谈条件说，如果不玩骨牌，就可以跟老师学唱昆曲，还可以上台。

苏州本是昆曲的发源地，张武龄于是常年包下戏园的一整排座位，带着全家老小去看红脸关公和温婉秀丽的杜丽娘。

一开始，孩子们只是觉得好玩，后来则愈发喜欢昆曲。



1940年代张充和昆曲扮相

花园中的花厅此后就成了戏台，拿来母亲的梳妆盒，敷粉、抹脂、点唇，像模像样地把母亲的丝帕围在腰间，花团锦簇，闪亮登场，看客是父母、老师、奶妈、佣人。

昆曲本就是诗词的语言，张武龄这番巧妙的引导，又让孩子在古文方面精进不少。在父亲的志趣熏陶下，四姐妹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并一生与昆曲结缘。

在四姐妹此后的一生中，大姐元和成为昆曲度曲家，与丈夫顾传玠携手致力于昆曲的研究和教授事业；二姐允和与俞平伯等人成立昆曲研习社，著有《昆曲日记》一书，被誉为“奇人奇事”，成为昆曲领域的珍贵史料；小妹充和先后在哈佛、耶鲁等多所大学执教书法和昆曲，并促成昆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3年10月26日，张元和耄耋之年演示昆曲身段谱，仍是“大家闺秀”模样

思想开明的国民岳父

张武龄的培养下，“张氏四姐妹”无论是容貌气质，还是聪明才智，在当时都是出类拔萃的。

然而，在那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再出众的姑娘也逃不掉包办婚姻的命运，但张家四姐妹却万分幸运。

对于儿女感情上的事，张武龄主张儿女婚姻自己做主，对络绎不绝上门求亲的人说：“儿女的事情，自有他们主张，与我无干。”

张家是大户人家，四姐妹自然都是名门闺秀，但几个女婿都不是出自传统意义上“门当户对”的权势人家。



左起：晚年的周有光、傅汉思、沈从文

也正是因为张武龄的不干涉，四姐妹后来的婚姻，都是她们自主选择的结果，最终成就了一对对令人羡慕的爱情传奇。

大姐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有“大夏皇后”之称，追求者自然不少，但却无一人入她法眼，直到30岁时，才嫁给了当时著名的昆曲名角顾传玠。



1939年4月21日，张元和与顾传玠在上海举行西式婚礼

虽然顾传玠在昆曲界的地位相当于京剧界的梅兰芳，但那个年代再有名的角儿也是戏子，元和可谓下嫁，上海的大报小刊大肆渲染，一时沸沸扬扬。

而二姐允和、三姐兆和各自的丈夫周有光、沈从文，在当时也只不过是家世清贫、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



三连襟合影。左起：顾传玠、沈从文、周有光

抗战初期，张武龄避难老家肥西乡下，1938年，年仅50岁的张武龄死于疟疾。自那以后，失去了父亲庇佑的四姐妹在战火、离乱、运动的跌宕起伏中，各自颠沛流离。

大姐张元和，在丈夫顾传玠58岁去世后孤独远走，一生和昆曲相伴度日。

二姐张允和的人生轨迹，是四姐妹里最坎坷的。她遭遇丧女之痛，抗战时差点失去了儿子，在政治运动风头最盛的时期，也好几次濒临绝境，所幸她与周有光情深意笃，走过了幸福而漫长的人生。



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照

三姐张兆和嫁给沈从文，两人的情感有过摩擦和考验，但无论沈从文的命运有着怎样的不确定性，张兆和都能始终如一地支持他、包容他，她骨子里的坚强与平静，让人动容。

张兆和与沈从文在苏州家中留影

小妹张充和远嫁美国，是四姐妹中才华最突出、最具艺术气息的，也是人生最隐逸的那个。

张家四姐妹，离世时分别为96岁、93岁、93岁、102岁，她们经沧桑、历磨难仍从容面对，理智地退隐，真正是“承受得起最好的，也担负得了最差的”。

而这一切的从容、大度与理智，蕴藏在读过的书里，看过的昆曲里，也蕴藏在她们的灵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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