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于华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或称为知识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冬的凛冽。

我很能理解为何人们有春天之感，因为确乎有繁花似锦的热闹局面。而这并不是发明创新和研究成果的繁荣（早有人发出为何中国缺少创新和创造力之问），而是各种头衔、名目、计划、工程的五花八门。

先来看头衔，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计有黄河学者、珠江学者、闽江学者，枝江学者、紫江学者、香江学者、湘江学者、赣江学者、钱江学者、皖江学者、三峡学者、龙江学者、松江学者、两江学者（重庆）；

以山命名的有泰山学者、黄山学者、华山学者、衡山学者、恒山学者、嵩山学者、天山学者、珠峰学者、昆仑学者、井冈山学者；

没有名山大河的就只好以地域命名：绿洲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天府学者、三秦学者、三晋学者、黔灵学者、八桂学者、北洋学者、齐鲁学者、中原学者、东方学者、琼州学者。

有人统计达38种之多，真可谓名目巧立，名山大川占尽，地理知识见长。

不独头衔，计划和工程也名堂多多。

计有中科院吸引人才的“百人计划”；引进海外人才（一般是在海外高校拿到教职的）的“千人计划”（包括引进海外博士毕业生或者博士后的青年千人计划）；面向已经在国内高校、研究所工作人员给予资金支持的“万人计划”。此外，还穿插着统称为“四青”的“青年千人”、“杰青”、“青年长江”、“万人计划青年拔尖”计划等。

接下来是工程：有人们耳熟能详却有些不明其意的985工程，211工程，还有人们不甚了解的马工程。

“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因确立于1998年5月而得名）；

“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

目前许多重点著名高校都明文规定：青年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方能获得引进，不知这种类似于出身论的规定合法合理性何在。

至于马工程系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业内简称为马工程）项目，近年来可称得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不仅教材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各学校马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的数量在影响学科评估、专业排名加分上，可谓是举足轻重。

上述头衔、计划和工程当然不仅仅是名誉声望，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有没有这些招牌关涉到能否获得、获得多少薪金、资金、奖金、基金的最重大问题，哪个学校哪级领导会掉以轻心呢？

层层叠叠的项目预期为培养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各学科领域领军人才，初心不可谓不良好。然而，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安排与学术研究和创新发明真的有关吗？

学者们在头衔项目林立中忙于申请，报批，竞争甚至抢夺，如何能够心无旁骛，专注于追求真实、真知、真理的研究工作，又如何能够忠于自己的良知和本职？

我的同事沈原曾经把当今的科研体制称之为“项目制运作，斗狗式管理”，可谓话损理不错。乱花渐欲迷人眼，骨头阵中失心智，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不迷失于头衔计划工程的丛林之中？

学术研究不是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只须有正常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自由独立的学人。人为设置种种头衔，让学者趋之若鹜，其内涵就是学术大跃进。

长此以往，计划工程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上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甚至战场。

巧立名目是当今科研体制的一个维度，另一维度则是事无巨细、强制束缚的行政化教育科研管理。这种管理是全方位的，仅举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申报课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每年由某部领导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开列项目课题指南，指南说明共计十九条，就选题要求、申请人条件、申请单位条件、申报范围、立项要求、具体填写要求、资助额度、结项要求、完成时限等等等等做出规定。其后再为23个学科列出每个学科大多超过一百项的具体研究题目。显而易见，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未知未明的探索，如果事先为科学研究规定了指导思想，科学便已不再是科学。

学术研究是以问题发起的，现实中的问题或者学理上的问题引起研究者的学术好奇心，构成研究的缘由和动力。由一个主管部门规定研究问题却不知原因、动力何在？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不可能是各学科的专业人士。

更何况，许多题目的设定真可谓“命题”：XX虚伪本质的研究，XX自信的研究，坚定XX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研究，强化XX意识的研究，伟大XX（四个）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不难看出，题目设定不合学术的基本逻辑，既已知晓了答案、判断了性质、明确了信念（信仰），问题就不存在了，还用得着研究吗？

再看科研的财务管理方面。有关研究课题的报销制度从来以繁琐、苛刻、不近情理著称，而今愈发呈变态趋势。

比如，差旅住宿费用的报销要求提交往返机票（火车票）和相应天数的当地住宿发票（并附水单—还不知是什么东东），缺一不可；如果有其中一项由接待方或私人负担了，必须提供证明材料，否则就无法报销。

再如，研究者购买书籍资料，除要开具发票外还要求附上写有具体书名的小票以证明购书确实与研究课题有关，但不知是否“有关”的判断如何做出及由谁来做出，难不成是由负责报账的财务人员来做？

要求所有课题负责人办理公务卡（信用卡），所有研究开销要刷卡消费，之后研究者自己要先垫付还款，报销后再返还给研究者个人。如此课题经费管理方式几乎是无法操作的，比如，研究生完成其硕/博学位论文需要进行田野工作，调查差旅费用是由导师支付的，如果有不止一位研究生在田野中工作，一张公务卡该如何使用？让谁刷不让谁刷？刷后又如何向财务报账？

研究和交流中发生的餐费问题我在微小说《年关》中已有展现，此处不赘。

这样一套不合逻辑又不近情理的科研财务管理制度大概是为了防止腐败而设计的，管理者们是不是以监督防范官员贪腐的思路来对待教授们？像看贼一般看着教师们，有没有想到这样地不信任、不尊重研究者，百般刁难的报销制度，让研究者如何能顺心、安心、全心地投入科研工作？又或者制定如此财务制度的人们是不是犯了以己度人之误？

教学管理也是大学工作的重要面向。行政化的教学管理从教材、教法、教学大纲、培养计划、社会实践、教学纪律，……到授课时间与学生课下学习时间的比例要求，甚至开放交流时间（Open Office Hour），无论巨细全有规定和要求，难以一一尽述。

仅开放交流时间为例：学校要求每个教师（无论本学期是否上课）必须固定每周一小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答疑时间，按此规定时间、地点落实后要层层上报学校有关部门（听上去怎么像是“双规”？）。这种强制性规定交流时间的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密切的、跨学科专业的师生互动，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形式或仪式，其实际的交流是否有必要、效果如何，恐怕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

众所周知，首先，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其实包括任何正常交流）本是自愿的、开放的、自由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应该完全建立在自主交流的基础上，由教师与学生经自主协商自行安排，而不应由行政方式强制安排；强制安排这种关系与活动的做法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思想交流背道而驰。

其次，自主的交流可以有多种方式、多样的场合、情境、机会，比如带学生做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参加学术会议等各类学术交流活动，课后的问题讨论，与学生一起出行、运动、娱乐，请学生吃饭、喝茶，…… 并不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比如坐在办公室里才能进行交流的。更何况，喜欢和能够与学生通过平等交流教学相长的老师自然会这样做，不需强加这样的安排；不愿意或不能做的老师即使被迫安排了“开放交流时间”也无法实现真正的交流。

如此简单自然的事情，一经行政化的强制就变得无比别扭。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都捆得死死的，似乎教师是根本不会教书的白痴，学生是完全不会学习的傻瓜。殊不知这里是高等学校，不是幼儿园（即便是幼儿园也须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种种原本与教学和研究无关的东西偏偏要强行干预甚至支配教学和科研，这如何能够实现教育的真正目标？

既要马儿跑，又要绊住马儿脚，至此著名的“钱学森之问”（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进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已有答案。有无数XX学者头衔，无真正的学者，有各种人才计划，无真正的人才，有大项目，无大师的大学现状，实在不足为怪。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头脑和舒展的心灵，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分裂的、灵魂是萎顿猥琐的、心胸和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

环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其中耀人眼目的只是浮于表面的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底蕴、学术志业、社会关怀统统被卷入水底。大学的本质、教育之根本万万不可什么都要，唯独缺了良知和学术。

呜呼我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