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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价值线综合老端的观点(laoduandeguandian)作者 端宏斌、新京报、刘胜军微财经
编辑|价值线 海荣
最近一行二会和地方政府纷纷行动帮助民企“资金链救急”,但也有人提出质疑。
民营企业到底该不该救?该怎么救?
刚刚,《新京报》对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进行了专访,大嘴曹德旺,说了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
1、政府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短期可以,长期作用有限。
2、短贷长投是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导火索,但根本症结在企业家的“头脑”,民企负责人自身经营素质有待提高。
3、要自己救自己。要意识到,中国的企业家是中国精英人群的一分子,而在这1亿多的精英人群后面是12亿打工的人。如果要求国家来救这部分精英人群,谁来救精英人群后面十多亿人?
咱们中国的政策经常是走极端,还喜欢矫枉过正,我记得不久前一直在强调说要“坚定不移的去杠杆”,可是这段时间再也听不到“去杠杆”这三个字了,从坚定不移的去杠杆到去杠杆消失,总共才几个月的时间。
对任何国家而言,加杠杆是欢欣的,而去杠杆都是充满痛苦的过程。给定资产价格泡沫和危险的杠杆率,去杠杆毫无疑问是必要的。自 2017 年以来,企业部门去杠杆取得一定进展,杠杆率开始下降。M2 增速从 2016 年 11.3% 下降至 2017 年 8.2% 和 2018 年 1-9 月的 8.3%。即使按照宽口径的社会融资规模来看,其增速也从 2016 年的 12.8% 下降至 2017 年的 12% 和 2018 年 1-9 月的 10.6%。货币政策收缩效应明显,“货币政策中性化”真的来了。
现在不仅不要去杠杆,还要大力的加杠杆,银保监会的老大最近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二五”目标,那就是: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消息一出,银行股大跌,因为大家觉得这简直是疯了,哪有规定贷款比例的?
规定银行要给民营企业贷款,就好比规定大学必须要招收一定比例的贫困生,问题是大学招生是按照分数来选拔的,跟贫困生有什么关系?就因为你贫困,所以你就能上大学?这不就是当年的越穷越光荣吗?大学招贫困生还有那么一点道德理由,但给民营企业贷款算什么?我完全不觉得民营企业有什么道德优势啊。
其实民营企业现在的困境,跟当初的“去杠杆”有极大的关系,要不是当初“一刀切”的停贷,民营企业也不会这么惨。现在又变成了“一刀切”的借钱,这样银行感到无所适从。
这让我想起一首歌的歌词:
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
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
爱情不是你想卖,想买就能卖
让我挣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今天我跟银行的一些朋友交流了一下,对方的说法很简单,之所以政策会有180度的巨大变化,那是因为不久前开了个座谈会,老大表示民营企业是自己人。老大表态了,下面必定要表决心啊,所以才会有如此重大的逆转。但你不能真把这当一回事,等到将来你把钱贷出去收不回来,倒霉的还是你。所以银行的做法是“阳奉阴违”,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表态支持,但事实上不干活。所以今天就出了下面这个段子:
监管:加大对民营企业贷款力度。
银行:为控制风险,民营企业贷款需附加国有企业担保。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我担保可以,资金通过周转为我所用。
地方融资平台:钱还是给我。
民营企业到底该不该救?该怎么救?
前天我看到一段《新京报》对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的专访,“大嘴”曹德旺,说了别人不敢说的大实话!
曹德旺原本打算9月份退休,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之后,他决定将这一计划延后。“我为什么还赖在这里?我知道国家培养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花很大的代价。我是为中国做贡献。”
作为挺身而出介入现实的方式之一,曹德旺经常以犀利的言论而引发热议,这一个人风格并未因屡次被推向舆论风口而有所改变。
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曹德旺直言:“6%的GDP增速还是太快,中国要做的是针对客观的需求去补短板,要提高高科技方面的水平。”谈到小微企业融资难,曹德旺称,比起解决融资的问题,帮助小微企业减税更重要。而在谈起自己一手创立的福耀时,曹德旺从宏大的忧虑中抽身而出:“一些企业家的烦恼我没有。现在福耀低负债经营,这是我这15年来最享受、最美好的事情。”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曹德旺
新京报:最近资本市场一度有“国进民退”的说法,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曹德旺:如果“国进民退”存在的话,我认为这是国资被动的行为。国资企业本身没有权力做出这个决定,是地方政府为了拯救这些民营企业,让国资出手把这些企业先收下来,国企不听不行,必须执行,这是“国进民退”真正的真相。
可以说,这种“进”是被动的“进”,不是主动的“进”。“进”的目的是为了救这个民营企业,不让民营企业倒下,这种“进”是善意的参与,而不是恶意的抄底。
现在国企托管一下,目的是不让民企倒下来。“国进”确实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只能这样做,政府现在也处于两难的位置。
新京报:在你看来,政府应该出手“救”吗?
曹德旺:政府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短期可以,长期作用有限。
公平的做法是,谁做的事情谁承担责任。市场有进有退,有赢有亏,赚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不该政府来兜底。
新京报:民企面临目前这种困境的症结在哪里?
曹德旺:短贷长投是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导火索,但根本症结在企业家的“头脑”,民企负责人自身经营素质有待提高。
此前一段时期,银行有很多钱,民企跟银行签订一年的贷款合同,拿着这种短期融资去做长期投资,希望能够赚快钱。但这无异于火中取栗。等银行贷款到期,企业放出去投资的钱收不回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据我的了解,出问题的企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状态。
很少有企业的老板意识到短贷不能拿去做长投。企业家你把企业的股票拿去抵押,抵押了做什么?拿去投资,知道投资有风险吗?企业现在崩盘了,政府拿钱去救,这公平吗?
我的企业也是民营企业,为什么此次福耀不受其害?因为之前福耀也犯过这方面的错误,1984年、1993年经历过两次资金链方面的危机,后来我们吸取了教训,知道不能这样做。
新京报:对处于困境中的民营企业,你有什么建议?
曹德旺:要自己救自己。要意识到,中国的企业家是中国精英人群的一分子,而在这1亿多的精英人群后面是12亿打工的人。如果要求国家来救这部分精英人群,谁来救精英人群后面十多亿人?
企业家必须面对宏观经济调整的现实,和国家去杠杆政策统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企业的业务分为一、二、三、四、五等档次,留下最好的业务来经营,留下自己有能力、有把握、有兴趣挣钱的业务,其他的业务该重组的重组,该破产的破产,该卖掉还钱的卖掉。
新京报:目前看,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曹德旺:我建议,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要真正反思和检讨自己,这样才能进步,要自己检讨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目前最需要改善的还是,要提升企业家队伍的素质,发展、培养企业家自身的综合素质。比如,最近出现的“短贷长投”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企业家的素质不够,起码说明了企业家自身风险意识不够。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国家和市场环境上,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今年业界还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曹德旺: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的难题。一方面,强制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银行也是企业,也要追求盈利。但小微企业要不要办下去?当然要办,而且非办不可。
那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用财政手段帮助小微企业。什么是财政手段?国家首先把小微企业的定义定清楚了,比如雇工10人以下的企业是小微企业。对这些小微企业应该免征税。
马云也好、李书福也好、我也好,我们的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做起来的。等小微企业成长壮大之后,再让它们交税,到时它也会心甘情愿地交税的。比起解决融资的问题,帮助小微企业减税更重要。
曹德旺的这番话说得非常好,为什么他的头脑那么清晰?因为他不需要表决心,他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他说实话没有风险,体制内的人就不行。
按照我的观察,我感觉对民营企业的感情持续时间,最长不会超过3个月,到时候又会有新的热点吸引大家注意力了,然后就不会有人理现在这档子事儿了。所以我的建议是,表态必须要热烈拥护,但真要干起来,就要耐心待机,万一到时候风向又变了可咋办呢?
环球时报社评
直面中美高科技之争 我们想说这些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日的记者会上称,中国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随后美国媒体在报道总统的这一讲话时,纷纷表示不相信中国会放弃这一“高科技上的野心”。美国之音还翻出纽约时报今年7月份的一篇报道,称推动“中国制造2025”愿景的不止是中国政府,“这些力量也来自基层,即那些知道不现代化就会灭亡的企业和城市”。
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不满“中国制造2025”计划,认为中国为推动制造业升级而对国企进行大量补贴会损害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且怀疑这期间中国政府会鼓励盗窃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最终形成中国在技术上“接管全球”。美国的这些不满和担心在其他发达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美国对华贸易战全面拉开后,人们注意到,“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媒体上逐渐消失了。我们认为,这首先是中国不希望刺激美国的表现,是我们照顾外部世界感受的一份善意。
说实话,“中国制造2025”引起美国和西方的这么强烈的反应,是整个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我们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而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国企又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主力军,我们制定一个规划何错之有!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的中国必然与外部世界存在各种摩擦,这些摩擦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年以来的贸易战带给很多中国人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中国继续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提高国民生产效率的基础,是增加人均收入和建设美好生活的不二之途,因此这是中国人的天赋人权。与此同时,美国等希望通过一种他们认可的方式维持自己在高端技术领域的优势,应当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美恐怕要在我们的权利和他们的愿望之间寻找一个双赢、多赢的平衡点。
为此,我们认为,美国应当走出技术上唯我独尊的心态,真正平等地看待中国发展技术的权利,尊重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不要一看到中国实现某项重大技术进步就跳脚,认为中国只有用“偷”或其他非正当方式才能把高新技术搞出来。
从中国这方面,我们大概有必要更加认真地对待美方的抱怨,在实现科技进步的方式上听取外界意见,做出必要调整。比如对国企的补贴问题,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通行做法我们是可以、也应当更多采纳的。中央刚刚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国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必将采取一些措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正在召开,它们与外部的期待恰恰是不矛盾的。
中美能都像上文所说的那样相向而行,做出各自的调整吗?这对双方恐怕都是挑战。美方一些人就是霸道惯了,他们不接受的不是中国发展高科技的方式,而是根本就不接受中国科技进步的基本事实。他们偏执地认为,只要对华采取遏制战略,阻止中国科技进步就能够做到。
中国一些人也会想:我们凭什么要按照美方的要求做调整?需要看到,中国是高度融入全球化的国家,美国和西方又是全球最大知识产权的创造群体和世界最大的市场,中国仍处于相对劣势,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发展计划与那些国家进行协调,否则我们就会面对更多困难,效率高不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科技进步需要一步一步干出来。中国人要有一个大的思想准备,那就是由于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中国不太可能短期内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强势崛起,即使到了2025年,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将很大。在未来几十年甚至直到本世纪末,美国的高科技能力有很高概率仍将总体上强于中国。中国既不能懈怠,也不应急躁。坚决走全球化之路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本文只是环球时报编辑部的一家分析。中美是否能够不让经济对抗无限扩大下去,防止走向更为严重的战略较量,既取决于两国围绕基本战略态度的沟通,也会受双方当下互动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讲的道理是成立的,而且如果两国社会能这样相互靠近,对最终解开双方围绕发展的疙瘩将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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