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如今在加拿大谋生已是很不容易，而现在对于保住加拿大身份的问题也开始令人头疼，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加拿大移民来说，虽然加拿大移民法律规定，“被加拿大企业外派驻于海外之全职员工，或派驻在海外之加拿大官方全职公务人员，均视为已履行居住义务”，但是移民部为了防止这一条款被滥用，审查的非常严格。

即便确实是被公司外派至海外的永久居民，一旦被移民官怀疑居留意愿不足，或生活重心不在加拿大，如不能满足居住义务(五年内住满730天)，就可能被取消枫叶卡。

钟先生就是其中的受害者，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特殊安排，结果还是不如人意。

按加拿大移民及难民上诉庭(IAD)的裁决文件，钟先生申请技术移民成功后，一家三口于2008年1月27日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钟先生登陆27天后就回中国工作。

枫叶卡过期后，钟先生2014年11月21日在加拿大驻北京签证处获得永久居民旅行证件，并于12月26日回到加拿大。他2015年1月5日递交枫叶卡更新申请后，1月14日又回中国上班了。

加拿大移民官员审查该申请后，发现钟先生在2015年1月5日前的5年里，只在加拿大住了98天，没达到5年内住满2年的要求，于是拒绝了其枫叶卡更新申请。钟先生的太太和女儿的居住历史也类似，她们的申请同样被拒。

钟先生在枫叶卡过期后回到加拿大，马上递交更新申请，并随即回中国，看起来他对更新申请能获批有把握。否则，如果想保住移民身份的话，理应满足居住条件后才出提申请。

按上诉庭的文件，钟先生曾是一家加拿大公司的雇员，在中国工作，按现行居住要求的计算方法，住在国外也符合格的条件，包括加拿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全职驻外雇员。

不过，移民部不承认钟先生是合格的公司驻外雇员，上诉庭2016年9月23日也做出了同样的裁决。

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间，钟先生曾住在加拿大，他的太太在北京找到工作后，他也回中国了。2010年2月，他开始为在中国的Altus建筑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工作，具体做宜家(IKEA)商场项目。

钟先生在作证时称，他于2011年9月底辞职，11月1日返回加拿大，目的为了满足居住条件。11月21日，他与Altus上海公司的加拿大母公司Altus Group Limited签订合同，该合同同意将他派往中国，做相同的项目，职位也一样。

钟先生认为，他与Altus Group Limited的合同期从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5月15日，或直到中国上海的宜家项目完成后;随后该合同获得延长至2015年2月13日，或完成有关项目为止。因此他属于加拿大公司外派雇员。

关于这工作，钟先生不但有与Altus Group Limited的合同为证，还有该公司给他的2012年、2013年及2015年收入证明(T4)及在其工资中预扣税的证明。

上诉庭认为，这些证据对钟先生有帮助，但他们仔细检查记录及钟先生的证词后得出的结论是：Altus Group Limited 所“安排”的在上海的武汉宜家购物中心项目，实际上只是钟先生2010年2月起在这家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子公司的工作的继续。

钟先生的上诉也提出了人道及同情理由，但没足以获上诉庭接受。上诉庭文件显示，钟先生是华裔马来西亚公民，1994年开始在中国当建筑设计师，他的太太是中国人，也是建筑师。他们长期住在中国，女儿也是在中国出生。他们之前住在加拿大的最长时间，是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

上诉庭称，钟先生2015年9月回加拿大后作出了更实际的融入努力，他加入了教会，在温哥华地区的一家学院读了一个课程，开始找工，后来开了一家设计咨询公司。

钟太太因为要照顾病重的父亲，2016年4月才返回加拿大，并参加了英文课程(ESL)。钟的女儿自2015年4月开始在加拿大读4年级。

钟先生登陆加拿大后一直有报税，他们有银行账户、注册退休和教育储蓄计划，并有租金收入、抵押贷款及一辆车。

不过，上诉庭称， 虽然上诉人在加拿大有了一些基础，但与他们在中国及马来西亚的专业、社会和家庭联系相比，他们在加拿大的融入有限。“他们作为一个家庭，绝大多数时间在中国生活。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移民状况会成为这个家庭未来在中国居住的障碍。”

上诉庭的文件称，他们发现钟先生2011年9月底辞去上海宜家项目经理职务，11月1日回加拿大满足居住条件的说法不可信。因为他没带太太和女儿回加拿大，只是在别人家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一个月。期间他要求Altus Group安排他回上海工作，以满足其移民身份的居住要求。11月21日他获得雇用合同，12月3日回中国继续做原来的工作。“这样的安排”不符合有关规定。

钟先生与Altus Group的合同，没说明他回加拿大后会继续在该公司工作，这已经是一个不利因素。

不过，上诉庭的文件称，这是加拿大公司被利用，为了钟先生能继续做他在中国原来的工作、与妻女住在一起，同时满足移民的居住要求。因为武汉宜家购物中心项目的中方合作者提供的信件显示，钟先生自2011年4月13日至2015年2月13日是该项目的全职设计经理，比钟先生获得Altus Group的雇用合同早了几个月;钟先生自己提供的证据，也是在获得Altus Group的合同前后，他都是在该项目做同样的工作。

中国公民简某曾于2002年与加拿大公民结婚，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其后妻子去世，他又与一名中国女子结婚，并开始在中国生活。

在2012年，身在中国的简某与位于BC省烈治文的一间米行签署工作合同，担任业务协调员(Business Coordinator)。那是一个全职的岗位。2014年，身在中国的简某向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申请枫叶卡延期，并附上了自己的工作合同。

大使馆官员经过调查发现，在过去的五年里面，简某只在加拿大待了185天，远远低于“五年内住满730天”的居住义务。虽然简某声称，他是被加拿大的公司“外派”回中国工作的，但是无法提供明确的工作任务记录。此外，他从未在加拿大工作过，连签约时人也在中国，这些都不符合外派规定。

基于以上理由，大使馆官员裁定简某因“未能满足居住义务”，而丧失永久居民身分。简某遂向移民局的上诉部门(IAD)上诉，但是遭驳回，于是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联邦法院的法官经过审理，驳回了简某的申请。法官表示，移民部为永久居民设定居住义务，其宗旨是促进他们融入加拿大的社会，可是简某获得身份已有10年，他的生活重心仍然在中国。此外，他也不同意简某符合本国企业外派境外的全职员工规定，例如他没有同公司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且他的职位也并非“临时外派”，当结束任务后就会回到加拿大。

同时，在2012年也有类似的个案，来自中国的移民毕先生2007年2月21日与一家加拿大公司签了3年合约，在中国任总经理助理，之后他全职在中国工作，只是偶尔回加拿大作短期停留。他的枫叶卡更新申请被拒后，一直上诉到联邦法院，也没成功。

联邦法院在裁决中的解释是，要满足公司驻外雇员的政策要求，移民在海外的工作必须是临时的，必须与其雇主保持联系，在任务完成后必须回加拿大为该雇主工作。但是，毕先生在海外得到的不是临时的工作任务，也没有迹象表明，其雇主已经同意他在中国的这段工作结束后，会在加拿大继续留用他。

多伦多资深移民顾问黄国为对此的回应是，当政府怀疑你的动机时，会有很多理由可以否决你。但是，如果你的申请是真实的，也有很多证据可以使用。这是一项简单的移民法例，但执行时有很多具体情况，需要对其了解清楚才可以避免麻烦。

这两起案件再度证明，永久居民若希望以公司外派形式保留枫叶卡，要十分小心。因为即使是如此，只要被移民官怀疑居留意愿不足，或生活重心不在加拿大，如不能满足居住义务(五年内住满730天)，就可能被取消枫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