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比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 

10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开柜子找出张艺谋的干净衣服，随手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在开动洗衣机之前，我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不少东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1988年，张艺谋、巩俐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

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做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

“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

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地做着什么，直到两点的闹钟铃响过。张艺谋起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 

“看到我的信没有？”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

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

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

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

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他火气也很大。“那个男的什么都知道了。她说肯定是你老婆说的，我也觉得别人不可能。”

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说：“她说是我说的，你就认为是我说的？她算什么，我看说不定，还是她自己说的，玩弄把戏，给你施加压力。你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听你这些臭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狠狠地说：“我现在回家去问，是不是家里说出去的，以后我就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啪”的一声把门关上走了。

末末早已被吵醒，钻在被窝里不敢动，见张艺谋走了，一把抱住我，带哭腔地说：“爸爸为什么和你吵架？”我紧紧地搂着孩子，泪流满面。

晚上张艺谋回来了，他的神情不再那么凶，很忧郁，和白天不大一样。 

“你回家了？是家里说的吗？”我问他。 

1990年，肖华

“不是。”他轻轻地说。

我们都沉默着，他点上烟，慢慢地抽着，好一会儿才说：“如果是你或家里人说的这件事，我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感到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想借这事给我好看，整垮我。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大家一定会像我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一样惊奇，因为我给外人的印象是个很正派的人。在中国，这种事就能使个人身败名裂……我不认为有这种事的人都是坏人。

她说她男朋友扬言要来西安找我算帐，我告诉她，叫他不用来西安，我会去北京会他的，他能把我怎么样？家里让我把事情都推净，躲起来，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坏人。作为我，现在有的荣誉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干了……”

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了好久，他的情绪颓丧到了极点。看看他那削瘦、灰黄，几乎失形的脸，我心中不由地怜悯起他来，就劝他说：“别再说了，别再同自己较劲了，你先睡吧，这样熬下去，你身体会垮的。”

他扬起头深深叹口气，掐掉烟头，说：“我也感到自己早晚会大病一场。”他躺在被窝里还在嘟嘟嚷嚷：“她说她不想再上学了，她想给我生个孩子……”我很气愤，但又怕伤了他，没再说什么，熄了灯，背转身去不再理他。他叹着气睡着了，而我却一夜没有合眼。 

3

11月26日，张艺谋为《老井》的事去参加夏威夷电影节。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张艺谋走后两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同志打的。

他问：“你是肖华吗？” 

“对，我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打电话的人突然问。

“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杨××。” 

“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

我虽然感到意外，却并不吃惊，淡淡地问。 

“你知道张艺谋和她的事吗？” 

“知道。” 

“他们太不像话，太不道德，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打算怎样办？” 

“无可奉告。” 

就在这次接了电话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几天没能上班。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图书室的一个女孩跑到家里来找称，说：“图书馆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打来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来到图书馆拿起电话，一听又是杨某，他说：“张艺谋已从夏威夷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 

“张艺谋一回来就去找她，有两天时间到处找不到他们俩。他给她买了许多化妆品，还有首饰。我见到了张艺谋，和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听说你爱人很不错，你这样做对得起她吗？张艺谋说，我和我爱人的结合是农村插队时的误会……” 

1988年，巩俐

开始我还有点漫不经心，听到最后这句话，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话就再也听不清了。

虽然我知道从杨某那里不会听到关于张艺谋的好话，但这一句话我相信不是编造的。如果张艺谋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杨某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农村插过队，也不会想到用这句话来刺激我。 

一连几天我的心都在绞痛，农村三年的美好岁月和真挚感情在我的心里是那么的纯真和圣洁，曾几何时竟然被说成是一场误会，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可恶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躏。 

元旦过后不久，张艺谋从北京回来，那天夜已经很深，我们俩围坐在火炉旁，他问我：

“杨××给你打过电话？” 

“打过。” 

“他跟你都说些什么？” 

“你还真想听？” 

见他点头，我就把所能记住的，一字不拉地转述了一遍。 

我问道：“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农村插队的误会，是吗？”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急忙辩解。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也是这个意思，对吗？”我愤怒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现在连过去自己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承认，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卑鄙？”他不作声。

此时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张艺谋之间的小裂痕已成为沟壑，再要填平它，该是多么困难。如果他能挺着胸脯对别人承认：那时在农村我爱肖华，现在我又爱上了别人。我还会认为张艺谋是个堂堂的七尺男儿。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里开始佝偻萎缩。 

尽管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张艺谋已和我离心离德，可我还是不愿他由此沉沦，我从心底里希望他能继续稳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废。

厂里要送《红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举办“首映式”，张艺谋在家心绪惶惶，想去参加。我劝道：“你还可以辉辉煌煌地干十年，还应该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为它无价值地浪费时间了，好坏自有大众评说。你应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

《红高粱》拍摄现场

但他不听，他也听不进去，最终还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这一走直到西柏林电影节结束后才回来，西柏林电影节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春节奔在当中。 

这个春节我们过得阴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电影节的最后一天。 

十一点多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吴天明的爱人穆淑兰。她说：“肖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红高梁》在西柏林电影节上得奖了，还是大奖，金熊奖！”

刹那间我清楚了，我心里盼的不是这个好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我多么希望不得奖。”话出口以后，我自己也有点惊异，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穆淑兰说：“你应该高兴，为西影厂也应该高兴。” 

“对，我为西影厂高兴。”我真情地顺着说。 

穆淑兰走后，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里一点高兴的影子都没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张艺谋第一次得最佳摄影奖，我那时的心情像是在做梦，兴奋得不敢相信会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这个奖要比那个金鸡奖大得多，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心中还隐隐地泛着悲哀。 

3月3日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厂里欢天喜地地组织人员去迎接，吴天明特别叮嘱我一定带上末末去飞机场，托儿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嘱女儿见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里一样亲热，不要怕周围那么多的人，想对爸爸说什么就说什么，想亲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应该。因为爸爸拍的电影得奖了，得了个很大很大的奖，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着眼睛听着我的话，不住地点头，看得出孩子心里很自豪。 

4

3月6日是个星期天，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张艺谋带着末末，一块回他妈妈家。走到汽车站，张艺谋说：“我们不坐车，走着回家吧，路上说说话。”我欣然同意了。我们顺着城外的马路走着，末末在一旁蹦着、走着，时而离我们近，时而离我们远。 

看来他早已做了准备，打好了腹稿，他转着弯子由远到近，又由近到远地说着。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干什么了，就一声不吭地等他这个过门曲奏完。足足五分钟了他还没有完的意思。我就说：“行了，你的铺垫也太长了，就直说吧！” 

“我的感情已经是回不来了，我想和她在一起，过另外一种生活。”他说，“别人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陈世美也罢，王八蛋也罢，我不是为别人活着。再说，别人说什么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关键是你的态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后一条路，背井离乡，浪迹天涯。” 

1990年，巩俐

“请便，你爱去哪就去哪，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我既不愤怒，也不轻松地对他说。 

“难道你非得要我偿还你为我付出的吗？”张艺谋深深地叹着气说。 

他不提这句话倒好，听他这样说，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齐涌了出来，满胸、满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难忍。我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 

见我半天不说话，他又说道：“你怎么不明白，现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没感情就分手。”我心里在说，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谈论感情！ 

“再过五年、十年，那时社会潮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定会变的。”他继续说着。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会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二十岁，可能就会明白，可能比你还明白。我已三十七岁。你也三十八岁了，我们都不年轻，都不是小青年了，我们相爱了十几年才结婚，所以离婚也不能这样轻率。” 

“你就非要碰个鱼死网破，三败俱伤吗？”张艺谋有些恼怒。 

“哼，我已被伤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伤害。你们伤害别人这么轻松，这么心安理得？！到了自己达不到目的的时候就暴跳如雷？”我愤愤地说。 

张艺谋沉默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那我只好背井离乡了。有人也劝过我说，这样做不值得，我现在感觉不到，如果我以后真落了这样的下场，我自己活该。只是请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就成了仇人。” 

“你用不着威胁我，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我对着他说。到了他家，我们俩都尽量装着没有发生任何事的样子，谁也没提路上的谈话内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这事。这次是换了个方式，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我们把事情办了，以后我会爱末末的，我要让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

我不由得笑出了声：“算了吧，你别开空头支票了，你爱不爱孩子我太知道了。这五年来，你尽过多少做父亲的责任？现在你竟能不顾对一个幼小心灵的伤害，还提什么以后！”他仍是那样低声下气：“人会变的，我一定会爱孩子，我要用我的影响为末末创造一切条件。”

1988年，张艺谋一家

我什么都能忍受，但我永远不能原谅他对女儿末末的伤害，对孩子，心灵和感情的伤害，因为这将会影响她的一生啊！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牺牲女儿的感情；用我们母女的痛苦，来换取自己的满足，还认为能用自己的影响来弥补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吗？我相信末末长大成人后，她一定会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颗做爸爸的心。”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张艺谋在我脑海里的影子越来越遥远。虽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虽然这块圣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怀恋着皆日的纯真和诚实。是呀，个从年少时就在艰苦环境中拼搏出来的人，竟也会那样软弱他能克服许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但却永远不能战胜自身的欲念和自恣。

《红高梁》塑造了个有作为的导演，也最终熄灭了颗曾经真诚过的心。在我与张艺谋二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个悲剧人物，但我相信张艺谋也不会例外，时间会证实一切！ 

《红高梁》主题歌再鼓励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但愿这不是一种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叫喊。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应该无所畏惧。我不会更多地表达自己，但我将无所畏惧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将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献着真诚、善良和纯洁，我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属于真诚与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