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真只有5段?,加拿大留学与投资微信公众号文章

说人类社会的制度，就不得不提“历史五段论”，因为“历史五段论”如今依然是中国历史现代说法的主流。毫不夸张地说，但凡在中国大陆学习历史的学生，都是这么学习的。那么什么是历史五段论呢？

“历史五段论”也叫“历史五阶段论”，大多数人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分法是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提出来的历史观。斯大林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经历了以下五个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原始社会（又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最早出现在斯大林主持编写，并于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关于“历史五段论”的描述出现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这一节由斯大林亲自写就。上个世纪，共产主义阵营中很多思想成就都出自斯大林之手，客观上无论你是否喜欢，斯大林都是近代排在列宁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并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权威解释，被称作“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鉴于苏联“老大哥”当时的世界地位，该书也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圭臬，成为学习和效法苏联的教科书。换句话说，今天世界上的唯物史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五段论”主要思想都来自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经此，我们即可理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而“历史五段论”则是来自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斯大林的“历史五段论”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时所说的两段话。

第一段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第二段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对于第一段，斯大林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最经典表述；对于第二段，斯大林则将其进一步提炼，并将其公式化、阶段化，即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五段论”。

在第一段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的确非常经典，他将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适应程度，并且给出了社会制度变化的根源是因生产力发展导致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并未找到任何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五段论”的说法，只是大体给出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却并未说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必然会经历这样的五个阶段。换句话说，“历史五段论”并非马克思的思想，而是斯大林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按照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适时地总结了“历史五段论”。

斯大林的这一创造性总结，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不说更多，仅此一点，即可确立斯大林的伟大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历史地位，这个小个子称作伟人毫无任何争议。这一点，不能因前苏联对其否定而否定。而且，与其它思想家、哲学家不同的是，他是将这一理论实践并影响了半个地球的人。客观上说，这还是冷战时期东西对抗中，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思想理论依据。

斯大林这样的创造当然也不是凭空捏造，这一创造性总结完全符合欧洲的发展历史，欧洲的确是经历了蓄奴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分封制度的中世纪社会，以及文艺复兴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如果将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前的社会称为原始社会，那么“历史五段论”的前四段就清晰了，斯大林将共产主义列在第五段，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优势理论，其中蕴含的是强大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可以在与对手博弈中形成思想和理论优势的重要武器。

经“历史五段论”的创造性划分，落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即通过“历史五段论”确立资本主义相对于共产主义的历史落后性。经此划分，经济、工业都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很难再被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颠覆，甚至可以利用这种思想去颠覆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泛滥及苏联的大国沙俄主义，葬送了这一大好局面却是后话。

因苏联的霸道，中、苏关系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趋冷，60年代彻底恶化，60年代末的决裂最终不但使得苏联失去一个最最重要的盟友，还多了一个大国敌人，并最终在穷兵黩武中陨落。

客观地说，“历史五段论”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但世界历史也证明，并非每个国家都必然经历这五个阶段，也并非这五个阶段就必然主导相关国家的发展进程。譬如，以当前现实为例，非洲、中东的一些国家如今仍然是部落酋长制、君主专政或别的体制。

那么，我们再看历史上的中国。

我们都曾经学习过按照“历史五段论”进行划分的中国历史，即夏朝之前是原始社会，夏商周是上古三代的奴隶社会，秦朝开始一直到清朝中期是封建社会，清朝末期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问题来了，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欧洲封建社会是指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的政治制度，其时间大约从公元476年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前，大约800年。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古籍当中，《左转》、《诗经》、《礼记》当中均有记载，其含义是共主给王族、功臣分封土地，建设国家。这一点和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封建制度内涵基本一致，所以我们在翻译时都是把这一段翻译成封建社会。

如果按照这个概念去对照中国的历史，符合条件的并非秦朝至清朝中期这一段的社会制度，而是周朝的社会制度。而根据这一定义，甚至从夏朝开始我国就有了封建制度。根据史料，在黄帝时代就有“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等一系列记载，这些记载证明了在夏朝我国就已有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特征。这一制度，到周朝这一制度发展臻于完善并达到顶峰。但是，在现实中，新中国后我们却把具有明显“封建社会”特征的夏商周归于奴隶社会，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奴隶制度。在古代中国，只有战俘、触犯王法之人才会成为奴隶，普通百姓都是以宗族为单位构成部落或封地，他们都不是奴隶。没有那么多奴隶，哪里有什么所谓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呢？

那么，我们再看历史上的中国。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周朝的封建贵族制逐渐趋于崩溃，到了秦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成型。

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什么制度？概念说法是：中国古代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由郡、县两级地方政权进行地方统治的行政制度总称。我们从历史角度看，郡县制度的出现，是封建贵族制度崩溃后，封建贵族的一切最终被统一到一家贵族之下（秦帝国），这一家贵族为了建立新的统治体制而建设成的新的政权统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皇家贵族为核心，以士、农、工、商为基础的完整社会制度。秦朝之后，分封制度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客观上秦朝之后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再成为封建社会。

中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并未在西方出现过，至今西方的国家体制形式也多是联邦制或自治州体制，很少有中央集权体制。所以，客观上秦朝至清朝中期的社会制度，应该被成为中央集权郡县制。要在前面加上“封建”二字也行，但此处封建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这种制度，又如何能套进“历史五段论”呢？

可能有人会说，封建和封建社会不是一回事。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有与封建社会特征一致的阶段，这一段才该叫作封建社会，后边那一段中央集权郡县制明明既不“封”又不“建”，又为何一定要叫作“封建社会”呢？又为何把具有封建特征的那个阶段不叫作封建社会而叫作奴隶社会呢？更何况，在秦朝之前的商、周时期，我国的社会形态一直是以宗族为单位的社会体制，土地制度也是“井田制”，这和西方的奴隶社会制度完全不相干。

清末，中国一度曾试图向君主立宪制改革，最终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倒真的是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但在军阀割据与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实质上从未进行过深层次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更妄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清朝末期，我们可以称其为半殖民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称其为半殖民的中央集权资本主义。

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由于都是立足于西方文化和历史演变规律，所以他们的理论在面对东方社会时总是语焉不详的，他们所描述的历史演变规律并不完全包括东方，也没有将东方纳入到西方历史演变体系，而是将东方的方式归为亚细亚特有的生产方式来定性。

对中国历史进行划分，个人认为应划分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皇权社会（中央集权郡县制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封建社会的全称应该是封建君主贵族制社会，皇权社会应该称为中央集权帝王官僚郡县制社会。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探索，到底发展成什么样谁也无法绝对拿得准，但一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将是一个全球性的伟大革命性事件。而结合过去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演化，中国是这场伟大革命最伟大的引导者和实践者。如今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走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

中国文化历史五段论

有一种把文明和历史比喻为人的生命历程的说法，比如“希腊是人类的童年”、“中国文明过于早熟”等等。这种把历史有机化的东方式隐喻，现在已经没什么市场。原因或许是太不科学了，太文学化了，“太人性”了（尼采）。不过依我看来，至少在长时段的历史判断上，科学没什么用。所以我还是想用“传统”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比喻。不过有必要说明，我既不是历史衰退论者，也不是历史循环论者，我甚至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客观规律”。因为如果真有“客观规律”，那么“自由意志”就无处安身。这是中外哲学家至今尚未解决的大难题。为了头脑的“自由意志”，我只能对“客观规律”存疑。因此本文所论与“规律”无关，仅仅是比喻。

我的比喻与上述把历史阶段比况为生命时段有共同之处，都取自人。但也有不同，我不取人生的“时间性”，而取人体的“空间性”。人体的空间性，大要是两部份：以腰际为界，分上半身和下半身。细分是五小段，其中上半身三小段：头脑、胸膛、腹部；下半身两小段：胯部和胯部以下。这五个身段，我认为可以代表五个基本的文化层次。每个阶段的历史，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层次中获得基本动力。其他文化层次或者退居次席，或者被压抑到近乎没有。

中国文明史，大致也就是两大段，以唐中叶（安史之乱和武后之时的禅宗兴起）为界，此前是上半身，此后是下半身。当然，这上下半身之内，按最时髦的遗传密码理论，也应该各有五小段。

五小段内的每个朝代，也有同样的五小段，比如开国皇帝大抵是有头脑的，继任的皇帝也大抵是有胸膛的，随后就沦落到肠胃和胯部，最后当然是用膝盖跪迎新主。如果一个皇帝的在位时间足够长，大抵也有这样的五部曲。就像孕妇一样，自己五脏俱全，腹中的孩子也应有尽有。但我又是不愿用史实来附会理论的，所以唐以前作为中国历史总体的上半身，其力量始终来自上半身，而不是来自下半身──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下半身，而是指上半身主宰着下半身；正如立足于下半身的时代也并非没有上半身，只是下半身主宰着上半身。相反，当上半身主宰下半身时，下半身往往是相当强健的；而当下半身主宰上半身时，下半身却一定是非常虚弱的。

上篇上半身和上半时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即从公元前约三千年到孔诞生（前５５２年，采江晓原最新之说，见《文汇报》１９９９．７．１０），大致两千五百年，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但归入总的文化史。由于是史前巫术时代，所以文化层次未分，天人合一，人兽合体，百兽率舞。那时人还没有独立，历史的文化层次尚未充份展开。需要补充的是，天人合一时代过去之后，中国人一直在试图重建天人合一，然而从未获得成功。孔子诞生前后，天人一统被打破，天梯断了，人天阻隔（《山海经》“绝天地通”），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文明历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春秋战国是一个用头脑的时代，所以有诸子百家──都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头脑：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公孙龙、荀子、韩非，等等。好头脑产生的历史影响不尽相同，但这与那些头脑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即便某些好头脑起的历史影响是坏的，那也是因为不肖子孙自己没头脑。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中国人的头脑时代，也是印度、希腊等民族的头脑时代。这一在全球范围内平行发生的头脑时代，被雅斯贝尔斯命名为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

诚哉斯言！如果不以头脑为轴心，那么文明就必然衰退。（关于中国的轴心时代，参阅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４月版拙著《寓言的密码》）天梯本是华夏民族的共祖黄帝上下仙凡两界的电梯。到秦始皇，春秋战国的文化发电机也被砸烂，于是天电人电齐断，书被焚，儒被坑，天神黄帝不再乘天梯下来，人间的头脑又全都只长荒草，不再开花结果，于是中国历史进入两千多年的没头脑时代。初民的主神大抵都是司雷电的，中国人没有了神，也就再没有思想的衽b电。对此儒家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把人神合一的神话加以人文化、历史化，于是神退了位。神道设教的墨家被儒家击败，中国人的没头脑终于长期无药可救。西方中世纪也像中国秦以后一样没头脑，但由于有神，头脑虽然休克长达一千年，但毕竟没有成为植物人，到文艺复兴被希腊思想重新一充电，长期冬眠的头脑再次激活。而中国人的头脑，在秦以后除了被砍，别无他用。也许当荆轲白白献上樊将军自愿割下的头颅却刺秦未成之时，此后的历史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于是秦王嬴政借用“黄帝”之名，成了“皇帝”。秦始皇重新建立一统，但不是天人一统，而是由人一统天下。秦始皇一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人的上帝就死了，从此中国进入没有头脑只有胸膛的刑天（《山海经》“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狂舞干戚的时代。

秦始皇的胸膛拍得够响，也把奴役人民的鞭子拍得够响（贾谊《过秦论》“执敲扑以鞭宇内”），但只在“宇内”拍得响。而这个“宇内”，被他用长城圈了起来。汉承秦制，依然没有头脑，但胸膛拍得更响。至今中国人拍起胸膛来，还是骄傲地自称“汉人”、“汉子”、“好汉”、“男子汉”。一个没头脑的流氓，胸膛倒是有的。他在街头拍起胸膛来，没头脑的人都是害怕的。无论是秦始皇、汉高祖还是他的手下败将项羽，都是只有胸膛没有头脑的政治流氓。只要爱拍胸膛，就都是流氓，不管他是在街头还是在庙堂。王道是要有头脑的，但霸道不需要头脑，只需要胸膛。孟轲虽然主张王道，但他拍胸膛的腔调，完全像一个文化流氓，儒学就是被他拍胸膛拍成僵化的正统思想的。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皇帝，其最高境界就是霸道。霸道越成功，没头脑的臣民，就越是称颂王道。秦以后的中国百姓，其最高境界也是霸道。民间叫做“地头蛇”（以便与庙堂上的真龙对称），或者直接叫他“恶霸”（当然是在背后）。当恶霸跟官府捣蛋的时候，就被称为“侠客”。

西汉是最有胸膛的时代，气魄极盛。汉武帝是中国最有胸膛的一个皇帝。他的胸膛拍得响，他的臣子也拍得响，卫青、霍去病、张骞的拍胸膛声，至今还听得到。但霍去病墓前的那几只石猪石羊，一看就知道是没头脑的人雕刻的，比秦始皇兵马俑不知差多少──那是秦始皇时代最后遗留的优秀头脑雕刻的。当时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没头脑的汉武帝阉割了下半身。也正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最没头脑的思孟学派的儒学，使此后两千年里最优秀的中国头脑因为读儒书而变得毫无头脑。至于汉大赋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有头脑的人写的吗？

“洛阳纸贵”，只说明全体都没头脑。一个失去头脑的民族，当然是由胸膛以下的腹部代替头脑，肠胃的蠕动代替了头脑的活跃，于是孔子之前的愚昧巫风重新大炽。这从与汉武帝同时并且同样没头脑的董仲舒就开始了，到东汉，谶纬巫蛊之风臻于极盛。董仲舒是连唐代那个没什么头脑的韩愈也看不上的，韩愈宣布跳过他而直接承续一千年前先秦诸子中最没头脑的孟子的“道统”，全不顾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可笑预言。巫术迷信是比有头脑的宗教远为低劣的信仰代用品，与其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还不如说巫风是头脑的毒品。世上最没头脑最接近巫术的宗教，就数汉代的道教了。道教与先秦最有头脑的道家毫无关系，但被没头脑的人混为一谈。

既然士大夫的头脑被儒学淤泥堵死，人民的头脑被巫术迷信堵死，中原文明的优势自然就不复存在。在魏晋时代的胸膛气魄最后回光返照之后，很快就是五胡横扫北中国。在此时期，中国人继失去头脑之后，连胸膛也开始气喘吁吁。整个六朝除了陶渊明，没有任何头脑。诸葛亮与关羽、张飞一样是拍胸膛的人，他的名文《前后出师表》根本不能卒读，倒是当时最有气魄的曹操父子留下了千古名篇。但陶渊明的头脑仅用于逃避那个没头脑的时代，而不可能给整个时代重新充电。虽然他也唱过两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但他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连西汉的刑天式胸膛也已不复存在。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他，只能“悠然见南山”地独自去天人合一了。从他的祖父陶侃为了不用脑，而每天把陶瓮搬进搬出，你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由于失去了头脑的精神理想和胸膛的世俗理想，六朝人只剩下最世俗的肠胃。但一味满足肠胃，迟早要肠胃功能紊乱，于是不得不服药，服五石散，求长生；不得不吃斋念佛，乞求往生极乐。佛教的信仰，在无神论的中国，只能沦为与道教一样的巫术迷信。

由于整个唐以前，属于中国文明的上升期，也就是历史的上半身，所以唐以前的中国文化，也仅仅停滞在腰线以上。荒淫的隋炀帝受尽千古骂名，但他以惊人气魄开凿的大运河比秦始皇的长城远为功德无量，并且为唐代的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下半身在唐以前还没有过份活跃，至少还没有活跃到导致上半身彻底瘫痪。不过，下半身的房中术和返精补脑已经开始有了星星之火。

至唐代，没头脑的胡人的粗砺胸膛与先失头脑（秦汉）、后失胸膛（六朝）的汉人一结合，终于生出一个强悍的杂种，这一胡汉结合的胸膛开拓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广阔胸膛中那颗跳动的心脏，产生了辉煌的唐诗。唐诗足以代表中国之心，但唐诗同样是没头脑的，唐诗中找不到任何先秦没有的新思想。倒不如说，唐诗是对中国文明走向脑死亡这一重大悲剧的深情哀悼，是一曲“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易水之歌。然而悲壮的易水之歌被胡人安禄山的渔阳鼙鼓打断，此后的宋词、元曲，只是心力衰竭后的长长呜咽──作为宋词之祖的李白《菩萨蛮》为之定了基调：“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在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中经如同天鹅之歌的开元盛世），女主武则天（６２４－７０５，颁伪佛经《大云经》制造弥勒佛“为化众生，现受女主”的舆论，于６９０年践帝位）、禅宗和尚惠能（６３８－７１３，《六祖坛经》在安史之乱后由“七祖”神会编纂成书，神会“南宗革命”打垮北宗后，惠能被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胡人安禄山（？－７５７）这三个划时代的“非主流”人物，把唐代划开，也把中国历史的上半身与下半身划开，也不妨说是剖腹或腰斩。用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作于６９６年）来形容这一历史分水岭，真是再恰当不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从此以后，日渐兴盛的禅宗告诉中国人，不识字更好，人根本不需要头脑。表彰禅宗的武则天（７００年召“北宗”神秀入京，封国师。神秀７０６年死后被唐中宗谥为“大通禅师”）告诉乾纲不振的汉子们，女人也可以做皇帝，男人也可以充入后宫。从此中国汉子们继早已彻底失去头脑以后，进一步彻底失去了胸膛。在没有胸膛的逼仄胸腔中是否还有心脏，就只有天晓得了。

捉弄人的是，从孔子诞生（前５５２）到武则天登基（６９０）和安史之乱（７５５），是一千二百多年；从武则天登基、安史之乱到辛亥革命（１９１１）推翻帝制、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１９１９），也是一千二百多年。中国文明史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上半时、下半时），时间上大致是对称的。而按五千年文化史来算，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孔子诞生的文明史前期，约两千五百年。从孔子诞生到公元后两千年，也约两千五百年。也就是说，所谓

“上下五千年”，似乎真是上下各半。

下篇下半身和下半时

进入文明下半身和历史下半时的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精魂、胸膛的阳刚之气再也没能复元，于是永远没头脑但永远有胸膛的胡人比六朝时更进一步地长驱直入。从五代至两宋，辽、金、西夏的塞北刑天们都视中原如无人之境。苟延残喘的宋人只有在西湖之畔，夜夜笙歌地醉生梦死，放任腰际上下的食色大欲了。

如果皇帝大拍胸膛，那么臣民也有胸膛可拍，乃至书生如班超之辈可以投笔从戎，扬威异域。然而到了南宋，皇帝没有胸膛，辛弃疾辈虽有胸膛也拍不响，只能“把栏杆拍遍”。所有的书生，除了苦读旨在消灭头脑的朱熹版四书五经外，唯一的日常功课就是参禅，参那个不识字也没头脑的佛学叛徒惠能的禅学闷葫芦。

唐以后最优秀的头脑苏轼，除了“遥想公瑾当年”，也只有“姑妄谈鬼”了。但他却与远比司马迁没头脑的司马光（《资治通鉴》与《史纪》不可同日而语）合伙，跟远比自己头脑优秀得多（在整个中国史上都算得上最优秀的头脑之一）的王安石作对，使他重振胸膛（作为儒生，他不可能设想恢复头脑的尊严）的计划归于流产，终于“人生失意无南北”。肠胃时代的宋词，当然是令人肝肠寸断的。

奉旨填词的柳永唱道：“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然而元代以前，中国文明的总体水位毕竟没有完全落到腰部以下，而只是在腰线上下徘徊。蒙古人的铁骑使中国人最后一点拍胸膛的气魄也丧失殆尽。本该用头脑挣饭吃的儒生，在“九儒十丐”的天条下彻底丧失了尊严。元代最有胸膛的关汉卿，拍着胸膛夸耀的只是腰部以下的力量，自称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元曲的最高成就《西厢记》，却在出世的佛寺中演出腰部以下的俗世喜剧。而时代的绝唱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朝以后，就到了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朝代，奇怪的是它竟自诩为与日月争辉的“明朝”。这个朝代的特点，就是从对腰部以上的食欲的满足，彻底转向对腰部以下的色欲的放纵。腰际这一条楚河汉界，是不能轻易越过的，一旦越过，就如过河卒再也无法回头。一个人可以下半身不遂，他还可能保有人类不可或缺的头脑和胸膛。一个有尊严的下半身不遂的人，依然是可杀不可辱的大丈夫。但一个人如果上半身不遂而下半身活跃，那就与禽兽差不多了。不幸的是，明朝正是这样一个下半身高度活跃的朝代。首先，这个朝代是由下半身残缺但完全没有头脑与胸膛的太监主宰的朝代。其次，这是一个其最优秀的头脑居然致力于撰写《金瓶梅》和《肉蒲团》的朝代。胯部时代的明清小说，读了自然令人胯下蠢蠢欲动。明朝是士大夫受控制最严厉的朝代，由于政治上无可为，文化上完全失去活力，士子们既然不能拍着胸膛在战场上厮杀，只能扭动胯部在床笫上采战了。既然他们的手已没有上半身的胸膛可拍，就只有把玩女人下半身最底部的“三寸金莲”了。当然，床笫上的战士没忘了号称“采阴补阳”和“返精补脑”。真不知道毫无阳刚的精神太监，还补什么阳？毫无头脑的思想奴隶，更补什么脑？一泄千里的西门庆，当然要大把大把地吞吃胡僧给他的壮阳药和各种补药。大概正是从那时开始，中药房主要不是卖治病的药，而是推销滋阴壮阳的“十全大补膏”了。

明代的帝王根本不再需要臣民贡献腰际以上的头脑和胸膛，于是再次修起了长城，而且修得远比秦长城坚固得多。作为下半身活跃的最大证据，明代帝王只需要臣民提供腰线以下的屁股和膝盖。所以，明朝除了是西门庆的“驴行货”和未央生的“狗行货”的时代，也是打屁股（廷杖）的时代，更是充份使用膝盖（下跪）的时代。总之，明朝作为上半身彻底被废的传统文化的最后尾声，发挥的全是下半身的功能。由于雄性激素严重缺乏，整个明代没有出产一篇雄文──也许只有张岱的“舟中人两三粒”（《湖心亭看雪》）算是时代最强音了。

至于清朝，那已经不是汉文化的时代，而是汉文化的木乃伊时代，是借满清的“以汉治汉”政策而还魂诈尸的时代。清初的所谓“太平盛世”，只是传统文化等待埋葬前的“太平间”。乾嘉巨子只是在为文化遗体做入殓前的整容化妆而已。在更为严酷的异族统治下，中国人连西门庆式色厉内荏的下盘功夫也没有了，只剩下贾宝玉式的“意淫”。中国人只能下作兮兮充满绮念地神游“太虚幻境”了。

很显然，中国文化急需脱胎换骨，急需新的头脑和新的胸膛，于是西方的头脑适逢其时地来了。但西方人不仅有头脑，更有胸膛，他们到中原大地上把胸膛拍得山响。一部份不甘心被铁屋关死的中国人，虽然暂时还没有强健的胸膛，但开始向西方的头脑学习。而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也重新获得了胸膛。因为真正有头脑的人，一定是有胸膛的，只是未必像仅有胸膛的流氓拍得那么响。重新获得头脑的中国人，终于成了有胸膛的革命党。革命党埋葬了早已成为僵尸的帝王制度和传统文化。于是历史走到了我们即将与之告别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衰极复振然而前途未卜的痛苦兑变期。

二十世纪是一个浓缩的世纪。说它浓缩，一是上下半时都开办过西方文化的速成班，然而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精神食粮导致了严重的消化不良，并且主要停留于肠胃，而没有真正改良头脑。二是它同样具体而微地、依时间顺序而逐级走过了五个文化层次。第一第二个十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头脑时代。当然，当时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头脑里主要是西方思想。随后的三个十年（二、三、四十年代）是胸膛时代。先是军阀们像大猩猩一样互相比赛谁的胸膛拍得响，随后是国共两党比拚谁的胸膛拍得更响。这一比拚尚未分出胜负，日本人加塞进来，与全体中国人比拚拍胸膛，妄图上演蛇吞象的奇迹。然而由于头脑有限，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在没头脑时代，中国人就靠这些谚语代替思考了──更有一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专门等着他们。于是，因身材矮小而胸膛毕竟不大的日本人被赶走。随后，比国民党远为更有头脑的共产党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气魄极盛的毛泽东唱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于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下半时（但暂时没到下半身）的最初三个十年（五、六、七十年代），这是毛泽东把胸膛拍得山响的时代──不幸的是又再次进入胸膛比头脑更重要的时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洗脑，洗去其中的西方思想，代之以唯一被奉为正统的西方思想。于是由膝行而重新“站起来”的全体中国人，都跟着领袖拍胸膛，表示要胸怀全球。公允地说，这是自唐以后，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时代，然而代价太大了──除了胸膛，头脑和肠胃都被漠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饿着肚子不可能把胸膛真正拍响，至少拍不出汉唐气象。于是开始低调，进入八十年代的肠胃时代，目的是吃饱肚子后再拍胸膛，但依然不考虑头脑。因为历史和文化有巨大的惯性，从上半身越过腰际的楚河汉界进入下半身不容易，反过来从下半身进入上半身就更不容易。

历史的巨大惯性表现为，在八十年代初步满足肠胃之后，不仅没有向胸膛（和头脑）方向发展，反而是依历史惯性向腰线以下发展。也就是说，由肠胃领唱的八十年代，主旋律自然是公款吃喝和自费喝酒，“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然后饱暖思淫欲，由胯部主演的九十年代，压轴大戏自然是公款按摩和自费嫖娼，“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文化的巨大惯性表现为，不仅帝王时代的唯一正统思想依然有没头脑的人替它招魂，而且当代的唯一正统思想也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上空盘旋，两者都阻碍中国人的头脑获得真正的解放。由于在政治上无可为，上半身不遂，于是下半身又再次活跃起来。一本号称“金瓶梅第二”的脏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名著”，其作者曾有可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没头脑作家，然而上半身的胳膊毕竟拧不过下半身的大腿。“以笔为旗”之辈，自以为得毛泽东之真传，继续把麻木不仁的胸膛拍得山响；然而毛泽东是真有胸膛的人，那些贴假胸毛的“好汉”其实没什么胸膛可言。

至于到底有没有头脑，只要看看那种刑天式的架势，就不难找到答案。相反，在我看来，九十年代不仅是胯部的时代，更是膝盖的时代，宣称“抵抗投降”的人，却不得不向权力、金钱和愚昧屈膝投降。鲁迅说，“老调子还没有唱完。”然而时辰已到，大幕将落，时代的歌手该谢幕了。“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终于该散场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下半身或下半时早已过去，过渡性质的二十世纪也即将过去，上下五千年终于走到了终结点。这不禁使我产生了莫大的期待：也许中国人确实到了重新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头脑自由思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