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透支一生的财富，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鸽子笼”，不如移居海外，坐拥一套宽敞明亮的豪宅，现实环境的差距，让无数知识和技术精英毅然远离故土，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往深层次看，更是带走了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灵魂。除制度性因素外，多年来高房价、高物价、高税收、污染的环境等，是引发移民罪魁祸首。我国经济版图上正上演着无声的迁移革命，而缓解这场革命“看得见的手”，则是政府和社会本身。
美国一直是我国移民的首选国度
东北经济僵局让新一届政府“亚历山大”，从东北三省GDP增速排名垫底到东北出现人口危机，曾经被遗忘的边缘角落近来得到人们重新关注。在此次习近平调研前，今年4月，李就亲自率队赶赴东北考察，经调查发现，受经济发展停滞影响，近年来东北一线城市人口净流入有所趋缓，二线城市人口净流入下降，三、四线城市人口净流入呈现负增长，马太效应越来越严重。
统计数据显示，除了以东北人聚居闻名的三亚，东北三省人口流出主要的地区有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除了国内迁移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东北人通过各种渠道移居海外。走出去，成为很多东北人维系生存或转变命运的法则。当年的“闯关东”如今变成“下西洋”，东北社会和经济的历史变迁，蕴含着太多的辛酸和无奈。
赵晓茹，上世纪90年代一名普通的下岗女工，生活异常艰辛的她，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费劲周折来到荷兰，几次尝试保姆的工作不成后，找到了一份楼面清洁的工作。再后来，她和当地的一名底层男士结了婚，成为正式的荷兰人。她至今认为自己非常幸运，认为这是上天的眷顾，而她身边不少人没有成功移民，成了“后备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赵晓茹不过是庞大东北移民潮的一个缩影。据保守数据统计，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我国国际移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我国移民主要目的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2013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的国人分别为71,798人、34,000人、27,334人。
我国是美国永久居留移民第二大来源国。美国是我国海外移民首选的移民目的国。2000—2013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人口约为90.3万人。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成年华裔美国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330万。同年，华裔美国人的年个人收入中间值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
国际移民，尤其是大量拥有知识和技术人才的涌入，让美国经济如虎添翼，这成为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迈向复苏的关键因素。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其中华人占据相当比例。
另外，我国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最大来源国之一。2013年，近34,000名国人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2001年到2011年间，在加拿大，出生于我国的移民人数增长了63.9%，由2001年的332,825人增长至545,535人。与此同时，过去10多年来，我国在澳大利亚的人数也抑制稳步上升。资源显示，我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国际学生来源国、商务交流来源国、国际游客来源国和第二大技术移民来源国。2013—2014年，澳大利亚共颁发了19万个永久居留签证，其中14.4%为我国人所持有。
人口，尤其富有知识和技术的劳动群体，无疑是我国最宝贵的经济资源，是驱动社会前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庞大规模移民潮，尤其是技术人才的外流，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产生深远不利影响。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我国人纷纷抛家舍业、选择移民出国呢？
无疑，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均对人们构成巨大的吸引力。其中，为自己的孩子谋求最优质的教育，成为不少我国父母移民的理由：“我们不想让应试教育害了孩子，希望给他一个可以自由施展的空间，成为真正的自由人。”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不景气，2008年之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迎来我国富人移民浪潮，这一群体的涌入，不仅为这些国家带来庞大的资金，而且也促进房地产重新复苏。
目前，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水满则溢，我国富人移民潮，虽然为接受国当地带来充裕的资本，但由于投资（投机）因素，也使得这些国家近年来出现房价过快上涨，引发本国民众的普遍非议。不久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发出警告称，澳大利亚很多一线城市近一年来房价大涨，其中，以我国人为代表的亚洲购房者是促成房价飙升的主因之一。瑞士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估计，我国人一年花费约50亿澳元（约合45亿美元）在澳购买房产，这相当于该国新造房屋中有1/8被我国人买走。
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套利”环境下，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已不再成为迁移群体关注的对象。生活质量、职业发展、尤其追求内心安全感，成为人们移居的重要因素。与其透支一生的财富，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鸽子笼”，不如移居海外，坐拥一套宽敞明亮的豪宅，现实环境的差距，当无数知识和技术精英毅然远离故土，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往深层次看，更是带走了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灵魂。而多年来高房价、高物价、高税收、污染的环境等，是罪魁祸首。中国经济版图上正上演着无声的迁移革命，而缓解这场革命“看得见的手”，则是政府和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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