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未满14岁的朱夏妮还在读初三，却已经开始写小说。在一部叫《初三七班》的作品里，她以一则虚构的新闻开头：《我市初三女学生杀死其班主任》。

这个暗喻不全是一个叛逆期少女的狂想。在她位于广州满是教辅和试卷的房间墙上，恣意的涂鸦取代了励志语录——“去死，都去死。”

妈妈胡杨被吓到了。她是天主教徒，当过教育杂志的编辑许多年，对于如何培育孩子，她自认有坚实的价值观：让生命自然生长。还在新疆的时候，她常对夏妮说：“哪怕你将来上不了学，只要身体健康，能开心地活着就行啦。”

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长大。平时，她每天保证9个小时睡眠，做不完作业就撒手不做了。假期，她在大山上数云朵，夜了栖息湖边，那里有一只小黑羊，胡子毛茸茸的有点扎。10岁的时候，自然迸发诗意之美，她写下第一行诗句。

7年前，朱夏妮离开了云朵和黑羊，随父母来到内地。随着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个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个黑洞。这是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三口之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

母亲胡杨感觉到，她的“自然生长论”已节节失守。

见面礼

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一直以前，爸爸主张“中庸”和“无为”，任孩子自由发展，不补课，不加码。妈妈胡杨辞职在家，专心陪读，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

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气里成长，小麦色皮肤散发着阳光的气息，她爱扎马尾，穿宽松舒适的棉质衣物。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书柜前，写着稚嫩又天马行空的诗句。

朱夏妮文理科发展不平衡。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初一先混上一年，初二想想，初三再努力吧。”但母亲胡杨在招生开放日去了学校一趟，就发现不能再这么“放养”了。“那人，黑压压的。”

那一刻起，胡杨的焦虑和更年期一起到达。她被冲进大潮里。最终，她凭着女儿排球特长外加两万块“自愿赞助”，把女儿送进广州市越秀区一所列居第二梯队的中学。

诗人朱夏妮就这样去报到了。她一进校门就发现气氛不对了，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终日红字滚动放送着本校中考高考的捷报。一幅满墙的海报，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三成的优秀学生干部，七成的尖子生。

等级——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成绩好的牛娃们荟萃在一班二班，“他们是另外一个楼，离小卖部很近，离厕所很近，做操也很方便，木地板，有防盗门。”她被分到第七班，普通班。

由于爱美剧和英文歌，朱夏妮自愿竞选为英语课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追着同学要作业。一次还差点追到了男厕所。老师批评她收不来作业，同学们则骂她是“老师的狗”。

这是2011年9月，初一，学校给朱夏妮的见面礼。

开学一个月，她将心情写成了诗。“我无与快乐同在时/没人为我伤心”。做数学时则是：“天被锁在带着纱的窗外/那片可怜的融化了云的/渗了奶油的蓝色”。2012年3月7日，她被罚抄，哭着写：“我必须小声地哭/不让你听见/如果我的小黑羊在我身边的话/我可以抱着它”。

“写诗，写诗能进重点高中？”

老师们眼中，朱夏妮不属于一个符合传统教育的孩子。老师认为她“基本不做作业，不动脑”。老师希望每一个孩子：要乖，要努力，要考高分，要升学率。

在当今幼儿园和小学，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享有更多娱乐的时间，而非一味的语数英加培训班独吞天下。教育部亦在大力推广义务教育：取消“小升初”考试，完全就近入学。但这种理想的进化方向与现实发生了碰撞——小升初和初中升高中脱了轨。升学率，这个在台面上消失了的字眼，仍无时无刻不在隐隐作祟。

胡杨再也不敢奢谈什么“自由生长”了，这个母亲变得片刻不得安宁。现在看来，女儿要顺利考上高中有点困难。她考虑过让女儿出国留学，但又犹豫，毕竟女儿还太小。

她决定把赌注往朱夏妮的兴趣爱好上押。

朱夏妮个子高，练长跑，体育老师想让她进排球队。母亲先是不答应，但听到一句话时，她动了心：XX中学特招排球特长生。

胡杨还让女儿学小提琴，一学七个年头。据说小提琴可以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这是朱家的弱项。于是常常夏妮练小提琴，妈妈在旁边瞪大眼睛守着，乐谱上全是孩子干了的眼泪。

在朱夏妮11岁的记忆里，哭，是她一直以来维持自身情绪平衡的减压方式。有一次，她一边哭一边写，写着写着就跑神了，分行诗又冒了出来。

屡次实践后，朱夏妮得出结论：写诗比哭还管用。这年，她相当“高产”，写了一百多首诗。

对于女儿的写诗，胡杨摇摆不定。有时她举着夏妮诗簿，恍惚回到了年轻时听风写雨的那个自己，“写得多好啊”。

更多时候现实又猛地扯她回来。想到“体裁不限，诗歌除外”的高考作文。她不耐烦地扯过本子，提高嗓门放连珠炮：“写诗、写诗，写诗能进重点高中？”

“我妈疯了”

初二了，物理课、题海战术更是滚滚而来。几乎每天，胡杨都能接到老师从“校讯通”发来的短信，各科的信息。

“请提醒孩子复习今天化学课上学习的九个原子团！”“如果孩子自觉性不足，请抽空检查！”

胡杨印象最深的是政治老师的短信，像点犯人似的，把没交作业的、交了没更正的、马虎交差的不到位的挨个点名。还有小测验、评比的成绩，总在每个看电视、煮饭、翻书的时刻，粗暴地闯进胡杨的生活。

朱夏妮觉得妈妈越来越可怕了。听歌时，看电视时，上厕所时，玩手机时，妈妈的目光像一条绳子，牢牢拴在她的身上。为了督促学习，胡杨还搬到女儿的屋子里，上下铺睡觉。有时妈妈明明已经睡着了，突然腾地坐起来，站到夏妮的床头开始翻翻翻。看夏妮没有玩手机，便倒头，安然睡去。

“我的学习停下几秒，我妈就开始疯了，”朱夏妮说，“我都快痛苦死了。”

那些日子里，胡杨每天进进出出都在叨叨。眼睛里布满假想敌，火药味越来越重。她觉得女儿是在一辆战车上，可眼看着，女儿就要被战车抛下去了。

一次，胡杨向女儿发起了猛攻：“夏妮，我今天去菜市场了，你要考不上高中，妈妈就去给你租一个摊子卖菜。我都打听好了，那摊子多少钱一个！两万块一个！你就努力这几个月了！”

感觉到羞辱的朱夏妮冲进卧室，扣上了门——她已关过太多次门，除了厕所，家里的锁已经被父母撞坏了。

半天没有动静。爸爸推门进去，他头皮一阵发麻——22楼，阳台的窗户大开着。屋里没有人，只看见朱夏妮的拖鞋在窗台下面摆着。

父亲第一次这么大声直呼胡杨的全名，然后冲出了门。胡杨也懵了。“心扑通一下就像掉进了洞里了。”她到处找，最后在衣柜里发现朱夏妮。

女儿躲在里边，嘿嘿地笑着。胡杨却一下子哭了。

“模范”们

朱夏妮的学习生涯就像一个扭曲的莫比乌斯环。

常常是这样：日常学习——表现平平——母亲着急，学校加压——女儿发脾气、写诗、闹自杀——父母减压——日常学习。周而复始，无始无终。

年级渐长，朱夏妮越熬越晚，有时到十一点半还在埋头写作业。日常时候，朱夏妮继续写诗。2012年7月，《诗刊》杂志以头题发表了她13首关于学校的诗歌。

诗人王小妮配发了评论，她说：“中国教育所特有的、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