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论”来龙去脉
“睡狮论”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唤醒睡狮”的寓言。清末革命宣传家将“醒狮”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将之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在各种宣传包装之下，“睡狮论”逐渐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播当中
唤醒论的由来
在中国，拿破仑睡狮论可谓妇孺皆知。可是，许多西方学者曾经彻底翻检过与拿破仑相关的原始资料，发现“无论法文或其他语言的任何一手资料，都没有记载拿破仑曾经说过这句话”。美国学者费约翰建议将唤醒中国论的发明权归于曾国藩的长子、著名外交家曾纪泽。
1887年，曾纪泽在欧洲《亚洲季刊》上发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先睡后醒论），文中提到，“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鸦片战争虽然打破了中国的安乐好梦，然而终未能使之完全苏醒，随后乃有圆明园大火，焦及眉毛，此时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心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据说此文发表之后，“欧洲诸国，传诵一时，凡我薄海士民，谅亦以先睹为快”。
但是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日本、印度、韩国等东方国家，全都不约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唤醒”过。唤醒论是东西方对峙的文化语境中，基督教文化对于整个东方文化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论调，是“文明社会”对于“前文明社会”优越感的表现。曾纪泽是个基督徒，他借用了唤醒论作为话题入口，目的在于阐述中国温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态。
据一位美国学者的大略统计，从1890年到1940年间，美国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在标题中使用了“唤醒中国”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可是，这些标题中所提及的唤醒对象往往是“中国龙”或“中国巨人”，从未有过“中国睡狮”的意象。那么，睡狮意象又是谁的发明呢？
宁选睡狮不选飞龙
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梁启超说自己曾隐几而卧，听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个人正在讨论各自所见的奇异动物。某丁说，他曾在伦敦博物院看到一个状似狮子的怪物，有人告诉他：“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 还说这就是曾纪泽译作“睡狮”的怪物，是一头“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试拨其机”，却发现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终于明白睡狮早已锈蚀，如不能更易新机，则将长睡不醒。梁启超听到这里，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长叹一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可是，梁启超却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实睡狮论出自曾纪泽。梁启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见领袖，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影响力。而曾纪泽论文的文言版虽曾在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文。
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
清末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宁选睡狮不选飞龙，除了将龙视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还与龙在清末所负载的各种负面形象相关，正如丘逢甲诗云：“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狮尤猛于虎，劝君画狮勿画虎。中国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在诗人心目中，龙这条东鳞西爪的可怜虫，早已成为供人戏弄的对象，只有威武的狮子，才能用来代表祖国的形象。
睡狮论的传播
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许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蒋观云等，都曾创作《醒狮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收录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狮歌》两篇、《醒国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
邹容《革命军》直接将中国比作睡狮：“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据说此书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餈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陈天华的未竟遗著《狮子吼》更是洛阳纸贵。作者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大狮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还梦见两面大国旗，黄缎为地，中绣大狮；又见到一本大书，封面画一大吼狮子，题曰“光复纪事本末”。
醒狮符号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频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学生创办《醒狮》月刊，渴望能将醒狮形象写入未来新中国国歌：“如狮子兮，奋迅震猛，雄视宇内兮。诛暴君兮，除盗臣兮，彼为狮害兮。”此后，各种以“醒狮”命名的爱国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上海狮吼社先后发行的《醒狮》半月刊和《醒狮》月刊，山西大学曙社的《醒狮》半月刊，中国青年党醒狮派的《醒狮》周报等。此外，长沙、兰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狮”为名的青年社团，发行以“醒狮”为名的爱国期刊。
佛教用语中早有“狮子吼”一说，据说狮子吼则百兽惊。抗日战争期间，著名高僧巨赞法师曾在桂林创办《狮子吼月刊》，宣扬抗日救亡，在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为醒狮符号暗合了传统文化中狮子吼的正面内涵，新概念得以毫无阻碍地与人们固有的心理图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传播。“睡狮—醒狮—狮子吼”，代表同一主体的三种雄狮状态，自然也就可以用来指称同一主体——中华民族。
寻找西方代言人
经过了清末革命家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睡狮很快就成了一个通用的政治符号，不仅模糊了知识产权，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说到疲弱的中国、蒙昧的中国、潜力的中国、甦生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几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狮”来指代。
尽管有许多证据说明睡狮论源于梁启超的《动物谈》，但是由于梁启超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在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传家从一开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启超的开拓性贡献。留日学生的《江苏》杂志，在1904年的一篇时评《德人干涉留学生》中特别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国为旨者也，数十年前，德相俾士麦(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这说明至迟在1904年，革命宣传家已经开始寻找外国政治家作为睡狮论的代言人。
1910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曾发表一篇“翻译”文章，假冒英国人的语气说：“盖今日之清国，非复前日之清国，睡狮已醒，怵然以大烟为深戒。”该报又有文章说：“昔日某西人，论清国之音乐，其言曰：支那人实不愧睡狮之称也，舞楼戏馆，茶园酒店，无一处不撞金鼓。”还有文章称：“ 纽约《地球报》称，人言清国为睡狮已醒者，伪也，彼亚东之狮，实今日犹酣睡梦乡也。”
1911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对睡狮论做过追问：“西人言中国为睡狮，狮而云睡，终有一醒之时。以此语质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于是乎莫知其何取义矣。”作者到处向人打听睡狮论的原始意义，均无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狮论中，不仅拿破仑还没有出场，已经出场的曾纪泽、俾斯麦等人，均未取得睡狮论的主导权。但把睡狮论的知识产权赠与“西人”，大概已经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盖因国弱言轻，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话语权，“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概念，却偏要请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则无话语力量。这大概是近百年的屡战屡败之后，国人积弱成疾的屈辱心态之必然反应。
拿破仑最终胜出
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
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威廉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而拿破仑的种种英雄业绩在各大媒体均有介绍，20世纪上半叶活跃在中国媒体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仑可谓稳坐头把交椅。在口头传播中，只有公众熟悉的共同知识，才能为传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记忆，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识和名字，很快就会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