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书名: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作者:[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4月内容简介
最近二十年,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而《右派国家》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保守主义能够成功。《右派国家》向你呈现的,不是极右派或极左派讽刺漫画里的美国;它不是要对保守主义运动妄加批评或盲目赞颂,而是希望从各个面向理解保守主义。
作者简介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经济学人》杂志总编;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经济学人》前驻华盛顿站主任。
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失败
宪法强化了美国保守的力量,同样也弱化了美国激进的力量。在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政党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都发展兴旺,它们动员群众支持扩大国家的权力,同时提供养老金等福利服务并限制市场的权力。但是在美国,社会主义者播下的种子遇到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失败的原因部分是机械性的。先到终点为获胜方的制度、对总统职位的集中关注以及分权,使得第三党不可能挑战两党的垄断地位。美国的一些州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采用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制度,从而防止了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变化的要求与普选权的要求结合到一起,而这正是他们在欧洲做过的事情。
然而,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在美国,他们碰到的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远远缺少激情的工人阶级。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就曾为之气愤不已:“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有趣的是,不像他们在欧洲的同侪,美国费尽周折终于产生的左派坚持的却是个人主义。在大萧条之前,从主流的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到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整个美国劳工领域都反对扩大国家角色的计划。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国家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义务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立法和失业补偿;1914年以来,它甚至一直反对立法规定男性的最高工时。大多数美国左派更感兴趣的是公平分享美国梦,而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到了1929年,约瑟夫·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进展感到非常不耐烦,因此把美国共产党的党首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召到莫斯科,要求他解释不成功的原因。洛夫斯通及时地提出了与恩格斯同样的理由,埋怨在美国缺乏像欧洲那样的阶级制度、贵族等。事实上,大萧条最终使美国的政治有一点点“欧洲化”了。新政导致了国家权力在税收、开销和经济调节领域的大大扩张,其中包括建立帮助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设立监控商业事务的政府机构。工会人数从1927年的300万(占非农业劳动力的11.3%)暴增到1939年的800多万(占非农业劳动力的28.6%),工会也深化了与民主党的关系。
虽然如此,考虑到美国正面临的灾难程度,新政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它的适度性。在华盛顿,集聚到罗斯福周围的美国费边社成员梦想着建立中央计划经济,但他们彻底失望了。罗斯福更喜欢调节,而不是完全由国家控制,他拒绝了对支离破碎的金融系统进行国有化的呼吁。国会议员为保留地方政府的权力而战,每个人都对安全网的过于舒适而迟疑不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特地将农业工人和家务工排除在外,从而没有照顾到许多贫穷的黑人。1935年9月,新创立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问美国人,政府应该花多少钱在救济和恢复上。回答政府在此项上花钱太多的人是回答花钱适度人数的两倍,而回答花钱太少的人几乎不到1/10。罗斯福重新当选以后,50%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保守一些;而只有19%的人说,他们希望他的第二任期更自由一点。
由于缺乏社会主义政党,美国走上了一条与其欧洲竞争者非常不同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社会开支并不比欧洲少。1938年,罗斯福政府在失业保险和公职之类的社会项目上所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比例高于瑞典(3.2%)、法国(3.4%)、英国(5.5%)和德国(5.6%)。但是,事情在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积聚力量多年的社会党抓住战后重建的机会,强行对社会项目施加深远的影响。在美国,政府对采取免费儿童医疗保健计划踌躇不前,更不用说建立成熟的全国性公共医疗服务了。美国提供医疗保险的两个主要尝试项目——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贴计划——要到25年后才会出现。当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选举中踏着保守主义仇视“大政府”的浪潮进入白宫的时候,与其他任何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税率更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更小、福利更不发达、政府拥有的产业更少。
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似乎美国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了。不过其他三股力量远在美国发起保守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总是使美国靠右站了。这三股力量是宗教、资本主义以及最为根本的地理因素。
作者序言:美国为何是右派保守国家
撰写这篇前言时,数千名美国保守派人士正在参加2014年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包括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得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等州长,以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罗·鲁比奥(Marco Rubio)、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科鲁兹(Ted Cruz)等参议员,还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门外汉,所有能够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的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都抵达会场,向参会人士大献殷勤。他们参会的目的都是表达自己的忠心。堕胎、增税、非法移民、阿拉伯恐怖主义活动,当然还有奥巴马医改,这些都被斥为撒旦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撒旦在白宫安插的助手犯下的事。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甚至在嘲讽总统时引用了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乐队的话(“他们让你拿你的英雄去交换鬼魂吗?”),而即将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打一场硬仗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明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紧握着步枪走上台,就像邦·乔维(Bon Jovi)在《活在祈祷中》(Livin’ on a Prayer)里唱的那样,向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Coburn)展示这件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终身成就奖的武器。
这样的场景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集会上是难以想象的,可在美国,这几乎算不上新闻。这就是我们在这部书中描述的右派国家,而且如今它依然充满活力。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这些人主宰着这个世界最强国家的两大政党之一。前文所提的众多谄媚者中还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美国总统。保守美国十分重要,不仅对美国如此,对世界亦然。
《右派国家》的核心是人类学研究,它研究的是一个部落,或至少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部落。本书尝试站在尽可能客观的立场上描述何处是保守美国的起源,什么是保守美国的信仰,保守美国又在乎些什么。许多记者都不曾探究“右派国家”那一幅由枪支俱乐部、福音派教会、家庭教育者、反堕胎人士和自由派小团体组成的肖像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人类学几乎没有改变。
但早在2004年,我们也曾有过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和党是美国政府中的天然一党,美国政治的风向正在向右转;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强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后者的说服力似乎比前者要强得多。
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虽然发生过种种夸张的举动,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保守主义运动像过去那样影响了政治气候。在2004年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乔治·W.布什正谋求连任,右派也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自此以后,美国政治的风向基本向左转。奥巴马连续两次当选总统,2008年领先六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三个百分点。共和党则饱尝自己种下的苦果,2008年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总统竞选中都表现不佳。但即使考虑糟糕的选战策略,美国政坛也确实已经开始左转:奥巴马减少了在海外的扩张,开始专注于扩大国内的补贴范围。现在,一个“社区组织者”起家的人领导着美国。
如今回想,我们低估了民主党在人口和组织这两方面的能力。民主党拥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强大选民军团,尤其是其中的少数族裔(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单亲妈妈(她们认为堕胎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和公共部门员工(国家扩张的既得利益者)。而之所以民主党总是比共和党更加了解数字世界,也仰仗于第四大选民群体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支持。共和党则成了一个反对同性恋的老牌白人党。
公平地说,“右派国家”有一条“退出”条款。我们曾警告,如果共和党人将他们最差劲的本能发挥出来,与南部各州走得太近,过于盎格鲁化,或是表现太过极端,那么我们所预测的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未来图景就不会出现。共和党人沉溺于此难以自拔,大有赶超20世纪60年代走过同样道路的美国左派之势。
小布什担任总统使共和党付出了巨大代价。伊拉克战争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摧毁了共和党最可靠的力量。通常,希望美国在乱世之中保障自身安全的人会把票投给共和党(如我们解释的那样,这是支持防务的“爹地党”,与支持教育和医疗的“妈咪党”相对)。“9·11”事件成为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共和党在2004年用“反恐战争”把民主党打得一败涂地。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一堆丑闻(“使命完成”)和失败行动则葬送了这个极有利的条件。2006年,民意调查显示仅有25%的民众支持小布什对伊拉克局势的处理;有54%的民众认为政府蓄意误导他们对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看法;有63%的受访者不信任小布什政府报告的有关其他国家的可能威胁。
同时,小布什还使民众不再相信共和党支持小政府的理念。他推出了自他的得克萨斯同乡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卸任之后规模最大的政府支出扩张计划,引起右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的处方带来的效果是美国政府补贴四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扩张。他大约增加了60%的联邦教育经费,还添了大约七千页联邦法规。“增长俱乐部”领袖派特·图米说得没错,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力量对“厌恶完全抛弃了有限政府理念的小布什政府”。
然而,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完全否定小布什。美国国内力量增长最快的是拉丁裔选区,它们在共和党主导的阳光地带中也至关重要,小布什始终认为,如果共和党想执政,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小布什在当选得州州长时赢得了大部分拉丁裔选民的选票。但是,最近共和党在移民政策改革上用冒失的敌视举动和排外的言辞排挤拉丁裔选民。这不仅减少了共和党重夺总统宝座的机会,在拉丁裔选民众多的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甚至是得克萨斯等州,共和党在未来的长期影响力也被削弱。林登·约翰逊曾说,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使他们失去了南方的一整代人;现在,共和党反对移民政策改革也可能使他们失去一整代拉丁裔的选票。
共和党人还在社会问题上表现极端。美国人目前依然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但共和党人似乎表现得更为顽固。在本书写作期间,要做一个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共和党人同样在同性恋、持枪权甚至是科学等社会问题上表现得十分强硬。在2012年大选时,民主党似乎首次比他们的对手表现得更愿意讨论“上帝、同性恋和枪支”。
奥巴马执政的这些年,政界一直试图掩盖的保守主义美国的分裂趋势正在显现:社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鹰派和鸽派之间产生分裂;体面的“乡村俱乐部”和民粹主义者之间产生分裂;知识分子和脱口秀主持人之间产生分裂。约翰·麦凯恩将萨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副总统搭档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还在共和党党内引起了公开战争(也使他自己的团队起了纷争)。有些人对佩林纯粹的民粹主义感到兴奋。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是一个不牢靠的乡巴佬,不能待在政治决策的核心层。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的儿子,右派共和党的内部刊物《国家评论》杂志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 Buckley)在内的许多老共和党人都宁可把票投给奥巴马—拜登的组合,而非麦凯恩—佩林。
所以,我们所做的关于共和党正使得美国政坛变得越来越封闭的争论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在预测范围之外。即使奥巴马两次入主白宫,依然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形容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明证。 右派国家也许输掉了两次大选,但它并未躺在地上任人摆弄。小布什刚走下舞台,茶党就从保守主义美国的腹中诞生——全国各地自发涌起一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准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一个非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出生地怀疑运动,参与运动的人认为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被茶党浸透的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并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多次阻挠奥巴马倾注心血的议案通过。他们尽可能地拖延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多次驳回民主党的人事提案,还迫使奥巴马比之前所有的总统都更加频繁地使用行政命令。在写这篇前言时,共和党人看起来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表现良好,而且也很有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可能。
我们认为本书所提的第二种说法依旧成立:美国比欧洲更加保守,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人在追求个人权利,尤其是持枪权、家庭观念(特别是基督徒价值观)以及超级爱国主义时,都体现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哈佛的教授与牛津和巴黎的教授十分相似:他们都同样单调乏味。但枪支俱乐部的成员、在家教育的圈子或福音派教会的成员,这些只有美国才有。
茶党共和党人将奥巴马妖魔化为一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者。但美国人的许多典型特征在欧洲却属于右派特征。奥巴马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拒绝接受财政经费,并自筹到了大量资金,他很快就放弃了对说客的禁令:他最亲密的支持者循着前任小布什政府的脚步进入了获利颇丰的私营部门;他的“社会主义”医疗保险改革迫使美国人像购买车险那样购买医疗险;他还鼓励公众从公共或私人机构购买医疗险。这与欧洲国家的医疗服务体系有着天壤之别,而且美国政府可能也无法因此而控制那早已失控的医疗开支,因为这项措施把决定权交给了私人医生、医院和保险公司。比尔·克林顿曾宣布他基本上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他的意思是他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相同。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
自2004年《右派国家》面世以来,美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充满人魅力的年轻黑人拯救了民主党;一个民粹主义的茶党从外围突入,改变了共和党;围绕着医改和其他补贴展开的争论已经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四分五裂。但我们依然认为美国是一个右派国家:美国比其他类似的欧洲国家更为保守,充满活力的保守主义运动特色也鲜明,这些运动可能根本无法在其他国家开展。想了解美国,必须首先了解右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