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凌先生在连云港灌南县某银行办理了一笔业务，当时银行宣城“称1000元存满24年最高可获111841.87元”，24年后取款时，却被告知本息合计仅有5304.85元。凌先生觉得银行没有信守当年的承诺，遂将银行告上法庭。

舆论场不乏出现类似的新闻，多年前的高息存折到了期满取款时，却发现银行当年的承诺变成了泡沫。

至于内中的诸多争执，看似各各有理，但总有不合情理之处---在公众认知中自然是银行理亏。

何以如此？就凌先生的经历言，24年前的他可能没说谎话。

45岁以上的国人都晓得，20年前，中国迎来高通货膨胀期。那个时候的银行吸储“1000元存满24年最高可获111841.87元” 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谓分段计息和保值贴补率也是很高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央行从1988年9月10日起批准推行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业务，允许银行根据经济及物价上涨情况，对储户存款在规定期限内给予一定保值贴补，保值储蓄贴补率就是物价指数高于储蓄利息的部分，若物价指数低于储蓄利率，保值贴补率就为零。

储户凌先生看重的是“长期保值储蓄”，银行执着的则是“若物价指数低于储蓄利率，保值贴补率就为零”。

不是人们有诛心之论，以现在银行揽储和推销金融产品的惯用手法，往往是放大高息储蓄和金融产品的“好”，而有意无意地忽略高息储蓄的附带条件和存在的风险。

可想而知，银行在推销“1000元存满24年最高可获111841.87元”时，没有告知储户“保值贴补率为零”的情况。

而就宏观经济的周期看，过去24年中国经历了几轮高通胀期，现在又进入通缩期。

此事的情理逻辑就真切现实了。

是因为银行没有尽到对储户的告知义务而导致双方24年后的纠纷。说得重一点，是银行通过欺诈方式揽储，让储户利益受损。若储户能够举证银行欺诈事实，此案恐怕就刑事案件了。

尴尬就在于此，从储户到旁观者甚至是舆论场，明明晓得是银行之过失，但是却不能奈其何。原因在于，虽然储户从抽象的量上要大于银行，但是对于具体储户，在和银行发生业务关系时，却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由于储户对金融政策缺乏专业性的认知，只能通过银行自己的宣传去储蓄或购买金融产品。

对于银行宣传，现代人都晓得有多少的水分---但是在24年前，大多数银行还都是国字头，因而是国家公信力的象征。公众不可能不相信银行宣传的---若这种宣传存在问题，储户自然就上当了。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人们也无现代人的契约意识，当时储蓄恐怕连储户看不懂的“霸王合同”文本都没有，储户只能被动地拿钱、签字和领回一张储蓄单。

时过境迁，很多银行即使还有国字头基因，也都进化为市场化时代的商业银行。和逐利性更强的商业银行算陈年老账，可想而知现在的商业银行是何种态度。他们有足够专业的法务人士，可以引用足够符合他们利益的红头文件，去和弱势无助的储户去博弈。

法律不是无情物，应兼顾转型期中国的国情和社情，更应该考虑当时的银行与储户的不对等关系。即银行现在看似有理的引经据典，不能弥补他们过去在程序上的过失。

和银行博弈，让舆论场和社会民意洞悉当年的因果关系，也许未必能够直达真相，却可明晰内种的逻辑。这不仅有助于规范银行的行为，也给广大储户上了理智理财的一堂课。

法院折中裁判，要求银行支付本息20164.93元，兼顾了法理情的平衡。但明眼人看来，这应是对银行的现实棒喝。

对于银行而言，杜绝虚假宣传，明确告知义务，才能让储户信任。在银行形成激烈丛林竞争的态势下，规范行为是生存之要。当然，对于理财者而言，也要多思多想，不要为高息揽储或金融产品所诱惑。

本文作者张敬伟是国际时事、财经专栏作家，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