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节日负担为什么这么重,生命真谛微信公众号文章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好送人情？为什么中国人送礼轻仪式重价值？为什么越是社会底层人情负担越重？

你会觉得春节轻松快乐吗？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未婚青年的痛苦，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的“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的关切，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系拜访一遍，仅送礼的人情支出就是笔沉重负担。

据西南财经大学 2012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 22.1%，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家庭——他们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人情支出竟占了总收入将近一半。对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年终各项奖金远不抵送礼支出。

中国的人情支出为什么这么多？可能有人将之归结为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世界公认最爱面子的民族。但同属汉文化圈，儒家传统痕迹甚至更重的韩国，虽也有多达 96%的国民抱怨“红包炸弹”，但 2014 年韩国工薪阶层平均人情支出约 33 万韩元，只占总收入的 1%，与中国人相比，韩国人叫苦不迭的人情压力实在不值一提。

最爱送礼的民族

韩国的送礼压力虽与中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但已是全世界最像中国的国家。

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比如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廉价酒、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如果礼物超值，德国人会觉得很尴尬——在大量中国留德学生的回忆中，往往会出现礼物太贵导致对方拒收。而且，德国人还有当面拆礼并表示感谢的习惯，这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都是粗鲁无礼的举动。

常见于西方的礼物篮子（Gift Basket），一般多由食物组成，更注重礼物本身的实用性

欧美婚礼也极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多数情况下，新郎新娘会列出所需物品的清单，客人照此选择礼物，即便空手而来也不会有人太介意。最大的差异恐怕是鲜花，在中国，这种徒有其表、毫无实用价值的礼物一般只会出现在受西方影响的情人节，但西方人送鲜花已有悠久传统，并发展出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花语系统。

欧美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比西方更讲究的是日本，虽然送出的礼物大多也只是啤酒、糕点等快消品或瓷器、纸扇等廉价工艺品，甚至可能是指甲刀、挖耳勺，但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赠答文化”，不同节日、不同场合，包装纸的选择，礼品绳的颜色、数量、系法都不一样，如不慎包装错误，则是非常失礼的事。

一些日本糕点会被当做特定场合的赠物

日本人婚宴、葬礼上也会送出礼金，但红白喜事规模比中国小得多，如婚宴一般在百人以下，受邀者只是平时关系密切的亲朋友好友，按中国酒席布置不到十桌人。这种规模按中国标准可算寒碜，通常会被认为混得不好，缺少人缘。婚宴动辄五六十桌甚至上百桌才被认为是有头有脸。

从收入水平与礼金数额看，日本人的礼金也远不及中国人出手大方。日本同样有过年给压岁钱的习惯，但大都只是象征性的几千日元，考虑到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实在是抠门得谈不上人情压力。

不过，日本人送礼金时有很强的仪式感——不同场合礼金袋颜色样式不同，还要套上水引绳完成包装。礼金袋外层封套写法和折法，出席人数、关系还会影响具体写法及顺序；不同场合礼金袋的折叠方法也不一样，婚礼必须用崭新纸钞，丧礼则用旧币。而中国人的红包一般只写封包者的名字和几句吉祥话，仪式感不重要，重要的是包多少钱。

用于祝贺的日本“红包”袋

即便是同样为红包困扰的韩国，一般送的也多是廉价的日用品或食品，如韩国人搬家后经常会收到手纸、洗衣粉等礼物，中国人恐怕难以理解。

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在两方面与众不同：一是礼物价值，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越贵越好，或干脆送现金，且送礼场合远不限于节日和红白喜事，几乎逢事必送，在计划生育初期的中国农村，甚至妇女做结扎手术也会有很多人送礼；二是缺乏仪式感，往往是钱到心意到，一般不太在意礼物的包装，各种颜色的塑料袋是常见选择。

中国式送礼被认为是儒家重礼文化的延续，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当代中国人对送礼的描述通常为“送人情”，这一模糊暧昧的表述更与礼乐制度规范身份等级的本义相去甚远，它与儒家传统的关系，甚至连外表都谈不上有多像。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观念，注重的是礼节、礼数，而非礼物的价值本身，直至晚清和民国，中国民间送礼也更重视礼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送礼过程有相当繁琐的仪式和讲究，与今天的日本类似。

其实，与中国人情文化最相似的国家，并不在东亚文化圈。

人情与庇护系统

“人情”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更非国民性的体现，实际上，它在前苏东国家普遍存在——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叫布拉特（blat），波兰叫“dojscie”，匈牙利叫“protekcio”。

布拉特和人情一样，都是无法用外语准确翻译的概念，它不是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礼物交换，亦不同于类似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也不是简单的行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其目的是为了在计划体制下突破资源配置的限制，靠长期的人情支出维护发展出的庇护关系。

讽刺“人情”的漫画：平日常人难以接近的领导在“生日”那天开门迎客

苏东地区之所以普遍存在“人情”，是因为这些国家老百姓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干部手中，大到分房子、看病，小到为子女办准生证，甚至分配柴米油盐等日用品都在计划之内。

计划制定者即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把每个国民的需求都纳入国家计划，所以计划的美意往往会成为国民痛苦的来源——从国家角度而言，能准确统计每年人均多少花布、多少双皮鞋、多少块肥皂、多少个避孕套，平均分配下去，它就是好计划，即使只给全体国民提供同一花色的花布、同一款式的皮鞋、同一功能的肥皂，同一规格的避孕套。

所以，计划体制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基层具体组织、单位，无法被纳入统一计划的需求差异，都会成为计划体制的腐蚀剂，使之具有足够的弹性，而决定其弹性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机器，而是具体决定分配权的各级干部——干部也是人，多数干部是有人情的。

“可以赠送，禁止买卖”

在计划体制内，国民除了努力假装为国奉献，还要兼顾个人幸福，而个人幸福很大程度上与额外获得的资源多寡成正比，而额外资源的多寡取决于认识多少能决定资源分配的干部。

所以，在计划体制内，尽可能认识更多的人，尽量维持住已认识的熟人便成个人生存的最优策略——根据六度分割理论，要想结识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般都只需通过 6 个人，因此，一个熟人也许现在看不出有什么用，但当你需要获得某种特殊资源时，他也许正好可以找到能帮忙的人。

计划体制下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定义的传统熟人社会有本质差别。

传统熟人基于亲缘和地缘纽带，相互之间来往频繁，有大量的劳务和经济互助，因此送礼无需太贵，一般也不会出现货币——货币体现的是直接的买卖关系，而人情的维系需要相对暧昧，尽量避免物化痕迹。传统熟人之间复杂微妙的身份和契约关系，往往也很难用货币精确衡量。

1949 年以前，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中，婚宴随礼大多是喜烛、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礼金并不多见或数额极少，正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

最典型的是压岁钱，中国人给孩子压岁钱原意是驱邪降福，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本质是护身符，不在市面上流通。直到明清，压岁钱也多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挂在孩子脖子上，象征大于实用。

多种样式的铜钱款“压岁钱”

压岁钱的成倍增加，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在宗族文化发达、熟人社会痕迹保留较多的广东大部分地区，虽然经济比内地发达，压岁钱往往只有 5 块、20 块，一般最多不会超过 100 块。

1949 年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终结，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国民都被纳入与国家计划体制匹配的组织当中，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和纽带依然有效，但重要性被大幅降低，交往规则也变了。

传统熟人社会，决定关系重要性的主要是血缘、地缘这种天然纽带，关系的维护成本很低，注重仪式感和程序性，低价值的礼物往来就能巩固稳定的关系。

在计划体制下，能帮你解决困难的人或能给你制造困难的才是你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缺少天然的情感纽带，只能靠高频次、高价值的送礼才能建立并巩固可靠的关系，仪式感并不重要。

由于前三十年普遍存在的物资短缺，熟人送礼多以实物为主。1978 年后，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商品经济，货币能购买的物品大幅增加，商品流通也逐渐抹平了地域差别，需要的东西一般都能买到，所以与其花费心思挑选礼物，不如直接送钱来得实在。

人情支出的不仅是金钱，实际上，在给重要关系送礼时，大部分人更烦恼的是在不方便送现金时，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对方满意，以及送礼时怎么不让别人看见——你不但要避免送礼时被其他熟人撞到，也要避免撞见熟人送礼的尴尬场面，为此，有些人送礼前还要特意踩点。

这大概是中国人逢年过节最耗费时间精力的事，好在今天商业和物流的发达，深谙国情的京东顺势推出年货专场，高品质、多品类的商品不仅减少了挑选礼品的难度，15 个城市当天送达、73 个城市次日送达的春节不打烊配送，免去了亲自上门送礼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降低过年痛苦指数。

最大的变化在于，今天留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已变成了少数，体制外的人无需考虑为老板送礼，尤其对离开家乡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苦心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性被大幅降低。以婚宴为例，他们若在自己生活工作所在地举办婚礼，其人数规模已大幅降低。

朴睿咨询的《2015 年末中国送礼市场研究报告》颇能显示出这种剧变：

绝大部分受调查者（30 岁以下）年货是在电商购买，过年期间自我奖励、父母、伴侣的平均花费要高于公司领导或商业伙伴。考虑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对电商的接受差异，受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应当是体制外的白领。

人情冷热与社会救济

虽然脱离体制使得在熟人社会构建庇护系统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但是，需要人情来解决的问题并未减少，因为又有了伴随扩大的自由出现的新困难：个人福利、工作变动、分房都已市场化解决，但是，脱离体制后，生孩子会遇到准生证、户口、入托、择校等系列问题，而医疗卫生、司法、企业经营机会等，往往都会因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有与垄断性机构组织或行业交道的机会，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庇护系统都能显著地发挥效用。所以，中国人的庇护系统，只是从单位、组织的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会，对多数人而言，依然需要通过人情建立起一个庇护系统。

今天，人情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庇护系统，它还是一个自我救济系统。有限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提升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但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并无根本改善。

在中国，人情似乎已经可以列入学科范畴

在传统社会，社会救济系统建立在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上，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个救济系统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在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独一神教社会，宗教组织承担了更大的救济功能。

今天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在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濒于瓦解。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原因——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资，正是为了防止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能获得救助——农村的空巢老人如果有熟人照顾，也不至于去找“药儿子”和“绳儿子”。

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工业革命后，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地缘关系弱化，早早终结了传统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和前苏联小得多。

从传统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即使是福利相对较弱的美国，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也能让失业者、破产者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这导致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无需依赖亲友相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