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在整个学校生涯中，除了学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需要融入到同龄人群体中。若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这个群体，事情可能会变得很糟糕。我们都听过青少年被当作种族歧视、同性恋或者其他形式欺凌的对象。欺凌可能阻碍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3个挪威学生自杀事件盛传之后，对此话题的学术关注度明显提高，推动了全国性反对欺凌和受害的运动。

在一篇相关论文中(见本期第695页；doi：10.1136/bmj.h2469)，Bowes和他的同事们调查了遭受同龄人欺凌对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长期不利影响，重点关注了成年早期的抑郁症。作者对Avon亲子纵向研究(ALSPAC，一项英国基于社区的出生队列研究)进行了精细的纵向分析，以调查13岁时遭受同龄人欺凌的受害者在5年后发生抑郁症的预测效果。此项研究基于超过2600名青少年的资料，发现相比没有受到欺凌的青少年而言，那些频繁遭受欺凌的青少年日后患抑郁症的几率增加了2倍。分析重点调查了欺凌对抑郁症的特有影响，它超过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潜在可能导致抑郁症，从而提供尽可能多的对影响大小无偏倚的评估。

Bowes和同事们的发现与现有调查是一致的，且有所补充。纵向研究荟萃分析显示欺凌本身即是抑郁症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受过欺凌的青少年在之后的7年中感到抑郁的可能性是那些未经历过欺凌的两倍。现有研究在关注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方面又进了一步，该标准基于重新修订的临床访谈修订量表，其被认为是在评估焦虑抑郁情绪潜在构成方面，一个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有利工具。这个进步是很重要的，由于研究成果可以潜在的涵盖具有文化差异的英国人口。

在纵向研究过程中不断有参与者失访，可能会导致研究中的选择偏倚和错误结论。Bowes和同事们对具有所有变量的完整信息的参与者进行了详细的敏感性和缺失数据的分析，同时也使用了估算数据，因此彻底调查了可能出现的选择偏倚，结果是可靠的。通过研究还得到了一个关于受害频率是否与不利影响程度相关的合理分析方法，建立了量效反应关系。未来关于受害严重程度的分析将会更多地关注受害和抑郁的联系。未来的研究分析也应该纳入更多受害者的动态经历，因为年轻人在其整个学校生涯中可能不断扮演受害者或逃离的角色。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在持续经历伤害和偶尔受到伤害的不同群体中也不尽相同。Bowes和同事们发现了超过250名13岁的新受害者，他们没有报告早年遭受欺凌，但他们的分析没有调查受害的长期一致性。

这种实质性工作将会引发进一步对早期干预必要性的反应。有效的反对欺凌项目可以被视为一种促进公共健康的形式。持更多怀疑态度的拥护者可能会挑战这一观点，因为欺凌与抑郁两者的因果关系并未建立。Bowes和同事们承认因果关系尚不能完全确定。诚然，在风险因素的研究中，一些事件如产妇抑郁或同伴欺凌等不能随机分配，由于伦理或其他临床实践的考虑，观察性研究成为标准。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从危险因素研究中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结论的可能性。

对ALSPAC数据的进一步分析需要调查个体随时间而产生的变化，以查明抑郁症的变化是否跟随同伴欺凌的变化。虽然分析不同个体之间差异(即比较不同的参与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准，但原因的概念涉及到个体内部变化的概念，因而如果在对个体内部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因果关系结论，可能更令人信服；换言之，人们本能的行动是受自己的控制。其他方法，例如倾向得分匹配，可能会导出更可靠的因果推论。

抛开上述方法学的争论，同伴欺凌可以有效预测抑郁症的发生，因此社会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易受到伤害的青少年。已知对于欺凌行为和心理调整之间的关系，全国的认识是一致性，Bowes和同事们的工作为全球的父母、校方和从业人员提供了清晰的反对欺凌信息。

有趣的是，Bowes和同事们还建立了一个明确的联系，即受害与未向老师或家庭成员报告。因此，家长及老师需要意识到此点，并主动向孩子询问在学校的经历，而非只关注成绩和学习问题。同时还需促进家长、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工作，因为一些反对欺凌项目发现这样可以减少欺凌和受害的发生率。青少年本身需要坚定反对欺凌的态度，告知成年人自己受害经历，并且要知道不让受害者身份主观化的重要性。

Bowes和同事们的研究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关于同伴欺凌和精神健康的讨论。未来的研究应该以建立同伴欺凌和抑郁症之间因果机制为目标，为项目规划者提供理论依据并推进实施干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