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薛勇留学去》这本书，说了许多留学的坏话。不要搞错：我一向主张有志的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的人都尽可能去留学。我自己就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都知道“丑话说在前面”的道理。我相信，读完这本书，有些人（特别是家长）会变得更加审慎，会修正自己或孩子的留学计划，甚至推后行程、多做些准备。也有些人，会变得暴怒。这两种人，都应该读这本书。前者会使自己或孩子日后的学业和事业受益。后者的生气，则是从内心的挫折感中而来。他们的这种挫折感不会马上消失，甚至会伴随其终身。也就是说，他们会不停地生气。现在趁着年轻，也该好好适应一下这样的情绪。

为什么一个受留学之益的人，要说留学的坏话？因为作为“过来人”看得很清楚：留学并不属于所有人。现在则是一窝蜂的留学。在未经筛选的留学生中，恐怕只有少部分人适合留学。

留学的远祖，大概可以追溯到玄奘取经了。那是必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伟业。到了现代社会，交通便利，留学不再如同“上西天”一般地可怕。但是，留学仍然意味着要跨越巨大的语言、文化的鸿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在本土难以获得的教育。这对于一个人的品格、毅力、智能、知识，都是一个全面的挑战。如今，许多学子在本国用自己的母语都读不好书，外语上也没有充足的准备，拍拍脑袋跟风去留学，这当然是白白烧钱了。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支付留学费用。但是，有钱的结果，也使留学变得越来越象是消费。似乎教育就是珠宝店中的一根项链，花钱就能搞定。而且钱越多，买到的货色就越好。

可惜，哪怕是在最讲究市场机制的社会中，教育在本质上也不是消费。或者说，作为消费的教育不是好的教育。在八十年的出国热之初，中国人兜里没钱，但出去留学的大多很成功。为什么？因为当大家没钱的时候，就必须依赖学业上的筛选。那些秀异之士，国外的大学给予全额奖学金，否则连签证都签不出去。拼爹也没用。许多农民的孩子，就是靠自己的学业留学的。如今，美国的许多大学陷入财政困境，指望着中国家长慷慨的学费维持，不断降低录取标准。从表面上看，中国人似乎扬眉吐气了：过去是我们可怜巴巴地等着别人挑选，现在可牛了，是我们挑选别人！是我们来决定把钱花在哪个学校。

事实上，那些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国家长的腰包的选择的学校，多是质量相当差的学校。这些学校走到这步田地，恰恰说明它们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缺乏基本的竞争力，本应被淘汰掉。中国家长的腰包，使这些学校得以苟延残喘。但其代价是不断地降低录取标准，接受素质越来越差的学生，教育水平每况愈下。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烧了几年钱，拿了一张形同废纸一样的毕业证书回来，立即从海龟变成海带。其实，大家凭常识想想就应该明白：把教育当消费，如同购买文凭。当文凭可以购买时，文凭还是文凭吗？还管用吗？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国外的教育情况不了解，有若干人从西太平洋大学等等购买了文凭，回国招摇撞骗。如此把戏早被揭穿。现在家长们花钱就能帮孩子搞定的录取通知书，虽然也大多来自合法的大学，但这种大学是什么质量？教育出来的是什么学生？这点公开的秘密还能指望国内的用人单位一点也不知道吗？

最糟糕的是， 消费式的留学，会成为鼓励坏品格发展的机制。

时下中国流行批判应试教育，批判高考。称升学压力让孩子发展畸形，越学越傻，“减压”之声响成一片。我无意为现行制度辩护。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一直著书立说，抨击中国的教育制度，甚至为此还背上了“只批判不建设”的恶名。最近创办“薛涌留美预科”，就是立足于“建设”，希望在应试教育之外为下一代提供一条另类道路。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批判应试教育，不要成为逃避个人责任的庇护所。我发现：有些孩子不是不喜欢中国的教育，而是不喜欢教育。“制度害死人”是他们不读书的借口。去美国多酷呀！谁不想去美国？怎么去？这些孩子从家长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找到了答案：要想去美国，就必须证明自己是中国式教育的受害者，根本学不好。于是，他们该努力时也不努力，一定要让家长绝望。最后，家长一着急就让孩子出国了。留学于是就成为对懒惰的奖励。

其实，对于不想读书的孩子，留在国内家长还有管教的可能；出了国则如断线的风筝，更是难办。因为外面的情况很自由。对肯努力的孩子当然提供了无限的施展天地，对于混日子的孩子也提供了混日子的天堂。最近我给一位家长写信，谈起漂在外面的断了线的风筝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在大学教书，每天都碰到这样的情况：好学生一天到晚往我们办公室跑，讨论问题动辄一小时，写了论文反复改，毕业时我们又费心费力给写推荐信，时间全花在这几个人身上。糟糕的学生，上课都不来，今天外婆死了，明天奶奶死了，后天爷爷死了。上了不到半学期，家里的老人都不够死的。就是为了不来上课，最后老师连人都不认识。这么混四年，学了什么？他们跟那些好学生缴一样的学费呀！把不肯用功的孩子送出去读大学，他不肯上课你都不知道。美国大学保护学生隐私。家长支付学费，孩子是否上课？表现如何？不能问，家长问了我们也不能告诉他们。孩子是成人，有隐私，受法律保护。所以，家长一年几万刀，孩子天天和教授说奶奶死了，外婆死了，爷爷死了。还好，还没有说自己的爹妈死了的。唉，这种事情，当老师的恨都恨不过来。”

这不是我在瞎编。美国学生，读小学时不完成作业，就说作业被狗吃了。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到了大学，则往往拿爷爷奶奶开刀。一位教授为此还写了篇调侃的论文，声称年轻人上大学会导致巨大的家庭悲剧，使爷爷奶奶们危在旦夕。他还有鼻子有眼地拿出了统计数据，特别指出那些分数低的学生，爷爷奶奶的死亡率高出同龄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好几倍，也远远高出全优生的爷爷奶奶的死亡率。有时我万般无奈，学期开始时就讲这篇论文的数据，并问学生：“谁家老人快顶不住了？现在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学生算是知道我这位“老外”很懂他们那一套，上完一学期经常没有祖辈死亡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忍不住开玩笑，要自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

我和家长讲这些，目的告诉大家：别以为只有中国的教育制度很糟糕、一到美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是问题一大堆。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现在的孩子确实受教育制度之害，但塑造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制度还不如现在。难道要等教育制度都改好了才开始成长吗？归根结蒂，人的根本素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批判一个制度的人，应该具有更强的能力应付这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而不是面对这样的制度完全无助、放弃努力。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些问题，换换环境、随着成长就自然消失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凭侥幸心理办事，最后很少有好的结果。不错，孩子的许多问题确实会随着年龄消失。这叫“成长”。但这种成长，是在不断面临真实的生活、不断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过程中完成的。太多的家长，给孩子创造了一个假环境，让他不必面临自己的责任，乃至越懒惰得到的奖励越慷慨。这还怎么成长？

书读不好，就上不了大学。不想读书，就去做工。这是真实的生活，是生活中真实的责任。美国有个著名的CEO，社区大学出身。他高中毕业后不想读书，当了工人。一次去了这个社区大学（Dean College，附属于我们学校）看同学，跟人家一聊，突然想读书。他属于长大后突然懂事的那种。但那是怎么懂的事？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懂的。怎么让不肯读书的孩子知道用功、珍惜家长们为他们的付出？是送他们去富士康做工，而不是留学。

以上，就是我关于留学的坏话。细节当然复杂得多，全在书中各个章节中，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不过，有些读者、朋友、甚至本书的编辑，都在不停地问：既然你主张大家留学，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难道不能也讲点留学的好话吗？难道不能提供些正面的帮助吗？

其实，留学的好处明摆在那里，否则就不会有当今的留学热。好话实在用不着我说。我想要有些建设性的贡献，还是帮助大家理解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怎样的准备，才能从留学经验中获得这些好处。我刚刚筹建的“薛涌留美预科”，也正是以此为目标的事业。

我在美国读书教学近二十年，后来也写了一系列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书。最近留学热升温，中介生意火爆，许多朋友敦促我利用自己的知识涉入此业。最终，我经过反复考虑后拒绝了这样的诱惑，而开起了“薛涌留美预科”。为什么要这么选择？首先，中介业越繁荣，留学就越容易方便，留学的门槛就越低。想想看，当年玄奘取经是多么艰辛。别的不说，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付出那样的牺牲的人，本来就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把俗众都挡在外面。我们当然不必把留学抬高到玄奘取经的高度，但留学仍然需要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如今资讯如此发达，大部分留学的信息都在网上。一个自己连国外大学的基本情况都摸不出个线索、申请也不会作的人，适合留学吗？

另一方面，中介业使留学变得“容易”，大家却忽视了留学最重要的条件，即语言和学术上的准备。语言是留学的基本媒介。语言不过关，出去干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学生还特别看重牌子，一门心思要上名校，不惜托中介伪造各种证书、文件。但是，到一个哪怕是二流的名校读本科，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200页。有几个学子在出去前测验过自己的阅读量？完不成课程的阅读，表现自然差。这不仅将体现在成绩单上，毕业时还很难找到教授写推荐信。而毕业后无论是求职还是继续升学，往往都需要三封推荐信。在美国，你恐怕很难找到中介公司给你伪造了。怎么办？在美国找工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会让你出示毕业文凭、学位证书等等。那些都不过是个摆设。但是，几乎任何像样的机构，录用人才都会认真阅读推荐信。没有这三封信，本科的钱白烧了。而我在和中国家长、学生们的接触中发现，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许多家长和学生办留学之盲目，仿佛是自己被人卖了，还欢天喜地地帮助人家点钱。

“薛涌留美预科”，不过是希望帮助下一代走有效的留学之路。所谓有效，是根据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功的经验。我个人和周围的许多朋友，都是留学的过来人。路子走得比较顺。我们当年没有谁用过中介，都是自己闯出来的。但我们都拿了全奖，读了名校，日后走上了比较满意的事业之途。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那种出去靠全奖读研究生的模式，如今已非主流，并不值得全盘模仿。但是，上一代人的成功经验，多少值得年轻一代参考。下面就以我们的经验，讲一讲留学的基本准备。

留学的成败，说到底还要看个人素质和知识及语言的准备。在知识准备上，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大部分留学生所学的专业都超出了我个人的领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语言准备。而语言准备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阅读。为什么？如上所述，你一旦进入一个稍微像样点的美国大学，一周的阅读量至少要200页！这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大的毛病是学“哑巴英语”。已故英语教学泰斗张道真先生就这么认为，并称“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开头必须要抓听说，如果不抓听说就全盘皆输。为什么中国人学习英语前前后后多少亿人，但是真正学好的只是少数，原因就在于都没有抓听说。你学一个语言，不会听，不会说，语言记不住，很快就忘了。”

从我留学的个人经验看，这是中国人对英语学习最大的误解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学英语是为了去接受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不是给外国人当导游。在留学生涯中，除非你学理工科、或音乐、艺术等专业，你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阅读，而非跟人说话。张道真所谓“听说领先”的根据，是没有听说就没有交流。可惜，交流并不限于口头。书写文字的发明，是人类交流的最重要的革命，至今还界定着我们的文明。当今最高层级的学术和文化交流，还是在书面上。留学就是去读书。读书首先要“读”，要认字。美国的大街上有的是英语听说很流利的无家可归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读大学。我则学的是“哑巴英语”，到美国下飞机出了海关第一句话，就是对长途汽车站的卖票小姐说：“我要去纽黑文。”对方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还是马上读了耶鲁的研究院，多少算是学有所成。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年上课几乎什么都听不懂。但是，靠着阅读方面比较充分的准备，大致能应付指定书目，写出比较好的学期论文，受到教授的注意。第二年听说渐渐开窍，上课时开始发言。而即使发言，也是语法错误百出，语音离谱儿。此时还是靠着充分的阅读，能做到言之有物，乃至班上的师生都能耐心听我说完。我也亲眼见过英语流利得出奇的美国同学，上课夸夸其谈，半截就被教授打断，后来居然被踢出课程。

这并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要在突破语言障碍时分清主次。现在年轻一代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接触的海外语言图像媒体比较多，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听说已经比我们那一代好得多。如果我的“哑巴英语”出去尚能适应世界一流大学的文科博士课程，他们的听说不应该成为留学的主要障碍。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我当年那尚还很不过关的阅读基础？遗憾的是，网络时代容易让年轻人忽视阅读，在学外语上也不例外。从我接触的学子来看，他们绝大部分在阅读上赶不上我出国时候的水平。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听说训练非常依赖环境。你在语音室里练的半天，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经常和人们用英语口头交流，所学的技艺马上荒疏，大量精力被浪费。所以，听说的提高，最好留在出国以后。阅读则不同。阅读只是你和书的关系。不管是坐在哈佛的图书馆读，还是蜗居在北上广的斗室里读，效果并没有区别。如果不断地用英语学习知识、吸收信息，那就会随学随用，事半功倍。另外，阅读的基础好，词汇丰富，语法扎实，则日后在英语环境中听说的提高也会快得多。

总之，听说训练是个高度“环境依赖型”的学习过程。在美国的语言环境中训练要有效得多，在国内练听说经常造成很大浪费。读写则不太依赖这样的语言环境。如果有良师指导，在中国学习读写，比在美国学并无劣势。

在明确了主攻阅读的重点后，我们就要在阅读中训练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缺乏，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学生的最大弱点。矫正这样的弱点，最好的起点莫过于分析性地阅读。要知道，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分阅读、写作、数学三部分。其阅读，正式的名字原来叫词汇（Verbal），现在改为“批判性阅读”（Critical Reading）。可见主考部门意识到，大学水平的阅读，主要不是词汇问题，而是“批判性”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突击背单词、培训应试技巧来在短期内提高成绩。但是，如果在阅读过程中丧失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那无疑是舍本逐末，进入大学后同样难以适应。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对此深有体会。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许多学生只是阅读，而不是批判性地阅读。他们习惯于把教材当作权威，要把里面的事实都记住，以为这样考试就能通过了。可是，在我课上的阅读测验中，他们往往犯很简单的错误。比如，经常把作者引述的观点（甚至作者批判的观点）当成作者的观点。他们习惯于传统教科书中的“单声道”，好象书里陈述的一切都是来自一个声音。殊不知，大学的阅读，多是“多声道”：讲一个问题，作者经常引述多种意见，比较其得失，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教授在讲课时，也往往旨在帮助学生比较多种意见，分析其中的得失，然后形成自己的意见。这包括对作者的论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非全盘接受。

这些看似简单，却是中国学生最经常面临着的陷阱。中国的学生总抱着“等着老师讲”的心态来上课，而且总觉得书上讲的东西就是需要记住或者掌握的。想想也不奇怪：在中国上课，总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而且老师在提问之前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会根据学生是否“答对”来打分。考试也不过是这种回答问题的书面形式而已。教科书里写的东西，都是属于“正确答案”之列，最好是倒背如流。学生们最关心的，自然是老师究竟要我们记住什么。与此相对，在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里，往往是学生提问。老师很难预料学生会提出什么问题，更未必知道问题的答案，经常只是提供一些回答问题的参考性线索，并鼓励其他同学提出意见。记得刚到耶鲁时上一个社会学的讨论班，一位长得象个高中生似的小女孩儿，上来就大批指定阅读数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简单化”，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看到被自己敬若神明的名著被如此不恭敬，我心里暗暗叫苦：“你们这些毛孩子知道韦伯是谁呀？”再看教授，丝毫没有为韦伯辩护之意，反而肯定了学生们的许多观点，最后问大家：“韦伯简单化是否有意义？”于是把讨论引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在这样的过程中，老师往往根据学生提问的深度来对之进行评价。老师关心的，不是学生记住了什么，而是学生有什么想法、怎样发展这些想法、这些想法是否能经受得住逻辑和事实的考验、是否和自己的思想预设有冲突……

所以，我们的阅读学习过程，是把语言训练和思想训练合为一体。这首先要以学生的能动性为核心。与等着老师讲课不同的是，学生面对阅读材料，要自己查生词、厘清语法结构、理解基本的文字意思。当学生遇到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或有某些疑惑时，教学过程才正式开始。

这一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步骤：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

发现问题：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其最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学生必须自己发现问题。老师不会从头到尾地讲课文，只是有针对性地解答学生的疑难，并从这些疑难中发现学生学习中的盲点，以深入引导学生关注种种被自己所忽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把自己不懂的地方找出来似乎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事实上，许多学生首先在这里被绊住。

为什么在自己不懂的地方不提问？我在教学中碰到两个比较常见的现象。一个主要是态度和习惯问题：阅读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不上心、不觉得发现问题是自己的责任、习惯于等着老师讲。这就是许多学生对不懂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在大学上课时有时会走到一位表情木然的学生面前问：“你对书上这段讨论有问题吗？”对方摇摇头。“那么你理解了吗？”对方又摇摇头。“既然不理解，怎么又会没有问题呢？”对方的头再也摇不动了。对于许多如此疏忽的学生，我们只能向他们提问，在他们无法回答时质问他们为什么在不懂的时候还不提问，以改变其思想懒惰的习惯。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学生习惯于似懂非懂，没有勇气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明明是语言没有理解，但这些学生总怀疑自己意思没有理解，怕显得傻儿不敢提问。这种在求知过程中被吓倒的情况，往往导致学生在糊里糊涂中不懂装懂，最终永远也学不会。

在学习过程中提不提问题，直接关乎学习的效率。我们总说有某某聪明，某某笨。其实，同样的学生，同样的智商，带着问题学的学生最聪明。如果你一直思索一些问题，并拼命从阅读中寻求答案， 或者阅读过程不断激发你的问题，你读书就如饥似渴，一旦找到答案，就终身不忘。你不带着问题学，阅读如同过眼云烟，激发不了你的热情，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被别人远远抛在后面。有些学生总是奇怪：别人怎么记忆力超强？我怎么什么都记不住？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别人带着问题学，在遇到一个单词或句法结构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心理期待，会撞击出火花。不带着问题学的，碰到的问题都不觉得自己碰到了，不懂的地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不懂。这怎么可能记得住任何东西？

青春期是自我形成的关键期。这种自我形成，就是在不断地追寻内心问题的过程中完成的。没有“问题性”的人，就是个缺乏自我的人，是个心灵残缺的人，还谈何“批判性思维”？所以，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是阅读的首务。

界定问题：发现问题，仅仅是提问训练的第一步。发现问题还远远不够，接下来必须界定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许多同学经常在来信中列出一句话问：“老师，这句是什么意思？请解释。”还有些同学，干脆说“这一段全不懂，请解释。”这是最懒、也最不负责任的提问方式。我布置的阅读全是英文媒体的原版，有些确实很难。但是，学生不太可能一句什么都不懂。那么究竟是语法不懂还是词汇不认识？我从来都要求学生遇到生词自己查。但查了后还不懂吗？或者说，是语言似乎都懂了，但意思还是不懂？再比如，一段中出现两组概念，是否其中的一组明白，另一组还很困惑？总之，学生要学会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一番自我分析。通过对自己问题的界定和分析，学生对这个问题智力和情感投入多了，一旦获得解答，更有豁然开朗的感受，印象更深刻，不会轻易忘记。

表述问题：当把自己发现的问题界定清楚时，提问的过程基本完成。这里就开始了表述这一步。这涉及到学生的沟通能力。学生必须知道怎么让老师了解自己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必须想办法用最为有力清晰的语言，把自己界定出来的问题形成书面语传达给老师。有些学生在这里还可以锦上添花，不仅清晰的表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也能把自己的问题的意义也阐发一番。要知道，许多水平相当高的学术论文，最终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作者通篇在论述自己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值得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的理解力引向什么层面。更不用说，这种表述问题的训练，就是写作中的思维训练。

写作是最难的。一般而言，学生跟我学了两三个月后，才能慢慢进入写作。写作的训练，需要从阅读训练中引入。

曾有位家长找到我。她听录取她女儿的美国寄宿学校的校长说：中国学生写作都不太好，来之前最好找个美国人补补写作。所以就让我教写作。但她不理解，我为什幺要首先集中精力功阅读。

其实，这是在美国学校里经常听到的抱怨。这个问题太普遍了。但关键要看问题在哪里。那些美国的校长、老师往往不了解中国教育的情况，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原因。

我归纳一下，写作有三个部分.第一是内容。中国学生，大部分都卡在这里。平时上课就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写作。我们的教学，虽然是阅读，其实最终目的是写作。你脑子里必须有内容，有想说的话，才有的可写。要做到有话可说，就必须从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表述问题开始。中国的课堂，不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而是换过来，老师问学生问题，学生站起来回答。大家紧张得很：答对了吗？生怕被老师抓住。老师就是这么一个抓坏蛋的警察角色。美国许多课，往往是从学生提问开始。让老师来解答。整个反过来。老师要通过学生提问的质量判断其水平。你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怎么能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写的？老师的回答，也往往是参考性意见。好的学生会进一步追问，甚至和老师辩论。走到这一步，写作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美国大学教授有时会这么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你不懂什么，而是你懂什么，你的新见在哪里。想想不是也很自然吗？考试就是要抓住你不懂什么。但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懂许多东西。但不妨碍这些有许多事情不懂的人成为乔布斯、盖茨、诺奖得主。你的成就，最终要以你懂什么来界定。所以，写作归根结底还是个教育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阅读过程中会自然体现出来。

第二个部分是叙述。任何写作，都有个叙述策略。不同文体，表达思想的格式有所不同，寻找的证据也不同。比如论文（Thesis）和散文（Essay）就非常不一样。各种语言，在这方面大体守着一个规律。比如你怎么提出你的论点，怎么发展和支持（用各种证据）你的论点，怎么说服别人。这是我在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要开始教的。当然，这也好看学生的素质。有的学生快一些，有的学生则要多读多，多和老师互动才行。

第三部分，则是具体的句子表达和语法。这方面，我可以教一些，但最终要交给母语的人讲。好在是这方面最技术性，相对好办些。你在这方面犯些错误，美国人不会太在乎。我每天说话都充满语病。但美国人判断你的思想是否有价值，不会根据你的语法、口音。他们要看你有什么思想，怎么叙述。所以，写作主要是前两部分的事情。第三部分，只能在长时间内慢慢精化。

总之，写作仅仅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思想，谈不上写作。哪个作家是写作班训练的？道理就在这里。教育过程很复杂，写作需要两三个月后潜移默化地进入。就象思想训练一样。我不能宣布今天开始思想训练，然后拿出具体的课程。思想不能通过思想技巧之类的课程训练出来。思想是在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写作也是如此。许多学生已经开始用英文和我通信，每次都在写。日后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过程。

留美的第一步要在国内走。这一步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训练，以及语言训练所承载的批判性思维。而我说的语言训练，重点在阅读和写作。先抓听说乃舍本逐末。你听说不行，甚至连上街买东西、旅行都有困难，这其实并不可怕。在外面时间久了就能适应。我当年就那样。你不会因此不及格。但是，你完成不了阅读 ，才是个大危机。这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留美时碰到的最大危机。“薛涌留美预科”就是希望帮助学子们避免这样的危机，或者真正面临这样的危机时有足够的准备和训练来应付。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这本书的名字则叫“跟着薛涌去留学”。这里的意思是：我指出的道路并非唯一的道路。但我毕竟见过许多许多走迷路的人，知道有些看似诱人的路其实充满了陷阱，不该走也不能走。我指给大家的道路，是自己走过的，受益匪浅的，而且也是许多人都走过并且成功了的。这路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好走，但毕竟可靠的、通往目的地的。留学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我鼓励学子们有为人之不敢为的勇气，并不反对大家探险去寻找新路。但是我也深信：虽然留学的具体条件随着时代变了许多，但其核心实质并没有变：留学，依然是跨越语言、文化的严峻挑战，成功者往往是那些准备充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