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底，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6000万。仅2013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分别约为71798人、34000人、27334人，总数为13.3万人。与此同时，像刘余新这样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曾有这样一份数据报告：调查范围是国内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办理移民手续的人。调查结果显示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余新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余新，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余新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新闻说美国房价已经连涨了21个月，在我们看来还不止呢！国内限购限贷，而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一点没有消减，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陈聪说。

按照陈聪提供的数据来看，他的绝大多数客户仍将投资的第一目标瞄准了美国。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指出，截至2014年3月的一年间，中国人共计花费220亿美元在美国买房，环比增长72%，超过其他所有外国客户群体。

“虽然曼哈顿岛的房产仍是中国客户首先关注的投资地，但过去几年里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长岛，还有西雅图、波士顿等地也都吸引了不少注意力。现在曼哈顿的上东区，地理位置比较好的中档公寓均价在每平方米六七万人民币左右；在波士顿，400美元左右就能买下一平方英尺（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67万元）；很多没有新移民的城市，房价比经济危机之前还低。”陈聪介绍说。

除了个人投资住宅项目外，这两年中国公司的身影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房地产交易的舞台上。

仅是2013年5月，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牵头的财团，以7亿美元购入纽约地标写字楼通用汽车大厦40%的股权；6月，万达集团投资近7亿英镑（约合67亿人民币）在伦敦核心区设超五星级的万达酒店，这栋新建筑还将刷新西欧的高度纪录；7月，中国平安以2.6亿英镑（约合25亿人民币）买下了英国伦敦地标性建筑劳合社（全球著名的保险交易市场）大楼，这是保险投资新政放宽海外投资渠道后，保险资金投资海外不动产的首例……

企业布局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商业中心，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会带动企业内部人员和相关人士对海外住宅市场的投资。

在数据报告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早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这样的“描述”让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鑫有了些宽慰，但却仍然没能阻止她申请移民的脚步。

她表示，“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赵鑫的观点也许并非只是“个人感觉”。

以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聚焦的乳制品行业为例，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恶劣影响从三鹿公司逐渐蔓延到其他乳制品企业，蒙牛、伊利、雅士利、圣元、施恩等二十余个奶粉生产企业均涉及其中，中国乳业遭受重挫。2009年蒙牛“OMP”（造骨牛奶蛋白）争论和“乳品苯甲酸添加”又把中国乳品行业放到了“审判席”上。

在这之后，国内对牛奶检测的项目越来越多，把关越来越严，但消费者对这个行业的担忧有增无减。屡见不鲜的“负面新闻”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针对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购买奶粉的“限购令”。在这看似“蝴蝶效应”的连锁事件背后，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甚至是国人整体性的悲哀。

在陈聪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陈聪的一位客户王希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缘由五：

企业家丧失安全感的无奈

2014年中国经济GDP增速降至7.4%，创下1999年以来最低的水平。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如何，正在刺激每一位企业家的神经。

而更严峻的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形势未来两三年都难以好转，甚至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有一项专门针对长三角的民企调查显示，42%的老板认为，当前经济走势对企业不利。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缺乏对宏观经济走势的足够认知，倘若出现经济危机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企业家们对于政策的担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滞后于企业和行业发展的现状，给企业经营造成一定的决策盲区。二是政策不延续和波动，极大程度地干扰企业经营的战略节奏，乃至打乱企业资金链的正常运转。

比如新劳动法的出台，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上涨。著名企业家俞敏洪曾直言，劳动法很可能导致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进而使得失业率增加。又比如一道节俭令使得高端餐饮业倒掉一片。

而一些企业受到地方政府政策变动，新官不认旧账，导致项目流产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对这届不认上届政府的拖欠账款，已经拖垮了不少企业，为了消除这些账款，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制定五花八门的各项地方政策，让企业防不胜防。

如今，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信贷紧缩和汇率升值等严峻考验，资金问题也成了企业家们的老大难。

毫无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欧美国家，公司融资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银行是次要的融资渠道。但在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常常受到歧视。经济形势大好，银根松动时，企业比较容易贷款，进而扩大生产规模，而一旦经济形势下行，银根紧缩，银行很可能立马抽贷，以至于企业资金链断裂而死。这种“劝你上三楼，却抽掉了梯子”的企业倒闭案例可谓比比皆是。

然而这样的讨论，并不能阻止那些担忧自己和家人财产，甚至生命安全的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有些人干脆举家移民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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