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食品与健康的问题无小事。每个人都置身其中，所以每个人都会身受影响。即使是小的风险转化到群体层面也会对健康带来巨大的影响。科学研究充满了挑战，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则试图影响政策决策、科学、科学家和专业人员¹。

关注膳食脂肪的2篇关联论文对这场争辩带来新的证据。De Souza和同事(见本期第65页；doi: 10.1136/bmj.h3978)回顾了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相关证据²。认为尽管饱和脂肪对健康的影响仍旧未知，但人造反式脂肪危害健康是明确的。Allen和同事(doi: 10.1136/bmj.h4583)则将这一证据转变成了对英国人群健康及健康不平等的有形影响³。在这里，争论重点在于分阶段消除人造反式脂肪的最有效手段及多大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合理的。

De Souza和同事对那些探讨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与一系列心血管结局和糖尿病关系的队列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综述和荟萃(meta)分析，结果认为饱和脂肪与所有结局均不存在关联。最近一项针对随机对照试验的考克兰(Cochrane)综述发现减少饱和脂肪摄入量，可使心血管风险降低，尽管降低程度较小，但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这使得关于饱和脂肪的辩论仍在持续⁴。而将何种物质作为饱和脂肪替代物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一致意见。一般来说，用精制碳水化合物替代饱和脂肪并不能产生任何健康效益，单不饱和脂肪可能会比较健康，而多不饱和脂肪及粗碳水化合物(具有较低的升糖指数)似乎是最健康的能量来源。对反式脂肪，至少是对人造反式脂肪的认识则更加清晰。加工食品中通常会添加人造反式脂肪酸以提高食品的保质期和口味。De Souza和同事发现人造反式脂肪摄入量越多，全因病死率越高，冠心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越高。这肯定了先前研究的结论⁵。既然有证据已表明人造反式脂肪有害健康，那么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减少消费。

Allen和同事做出的贡献价值就在于此。他们在文章中评估了英国减少反式脂肪消费的3项政策：强制重新配方(彻底消除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通过改进食品标签，加速自愿重新配方；禁止餐馆和外卖店使用³。文章作者采用先前开发的模型来估计上述3项政策对冠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发现在考虑了所有因素后，3项干预措施均能为自己买单。即使将行业成本设定得较高，医疗成本、生产损失及非正规保健费用的下降预计超过立法、合规性监控及食品重新配方的费用，这还不算巨大的健康获益。该研究的一项优势在于其估计了带给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影响。心脏病和人造反式脂肪消费在低社会经济群体中更高，因此若能采取措施消除食品中的反式脂肪，该类人群将会成为最大受益者。

对建模研究来说，总是可以挑剔一些细节。例如，因无法获得所有社会经济人群的反式脂肪消费数据，故不得不进行假设和外推。社会经济地位信息只能在地区层面上获得，而这可能是一个包含富人和穷人的混合群体；因此，个体水平获益的社会梯度很可能要比该研究中指出的还要显著。对食品标签效果的估计是基于平行证据和专家意见所得。依照定义，所有模型都对现实情况加以简化。然而，鉴于反式脂肪影响健康的明确证据和我们所熟知的英国反式脂肪消费情况、心脏病数量及相关经济成本，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上述这些加快消除食品供应中人造反式脂肪的措施利于健康，节约成本且促进公平。

全面禁止反式脂肪带来的效果是自愿重新配方或改进食品标签的两倍多。这样的政策并不极端，丹麦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已经实行了。在美国，类似的规定正在筹备中。尽管如此，实施禁令仍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受损者显而易见，且食品行业有相当的游说能力；而获益者，只有借助统计数据才看得清晰，是一个相对来说政治资本较少，且多半尚未意识到此问题的群体。该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让消除反式脂肪所获得的益处变得可见。

从公共卫生价值的视角来看，禁止人造反式脂肪符合所有要求⁶。是为人人享有健康的集体责任感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无须针对特殊个体即可使全体人群获益(以及无需承担被指责牺牲少数人利益的风险)；针对的是健康决定因素，因此属于一级预防，预防了心脏病的发生而不是在得病后才采取措施加以治疗；需要不同学科的合作；并且就像这两篇文章论证的那样，它拥有坚实的科学证据基础。这就是最好的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