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留学岁月有太多回忆，先从圆梦剑桥的故事说起吧。

1998年，在清华大学老师的建议下，我去英国交流学习语言。有一天，碰巧赶上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我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极大的触动。

记得那天，天空湛蓝，清风徐徐，剑桥毕业生们都穿着博士学位服，挺着胸膛；家长们则身着礼服，个个满脸自豪。剑桥大学的毕业典礼是非常隆重的，一时间，城里所有的钟都被敲响了，那气氛让人觉得神圣、震撼，又不禁萌生一丝丝羡慕的感觉。

我推着自行车，呆呆地站在一旁，着迷地看了整整一小时。这中间也有个念头像颗火星一样闪过：“我哪天要是能读剑桥就好了。”

但马上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这辈子没机会了，就看下辈子吧。”

可是世事难料，后来我竟拿下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硕士学位。2003年，我决定去攻读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我以为这个决定也会是众望所归，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读剑桥的决定几乎招致我周边所有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你这么大的名气，读不下来多难堪啊！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获得剑桥的博士学位难度极大，第一年就会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被淘汰，更何况是学术底子单薄，作为运动员半路出家的我？

我当时只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决定：没有退路，必须拿下！ 

然而做决定简单，学习过程却艰难曲折。

剑桥的第一年，我要做大量的阅读，找到研究方向，并做一个类似于国内说的开题报告。报告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之后研究能否进行下去，也就意味着博士学位的得与失。

当时，我刚到北京奥组委做市场开发工作，为北京奥运会筹措资金，与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谈判，正忙得不亦乐乎。

时间上实在太紧张，我只好请了20天年假，在家里赶这份一万多字的报告。我关了手机，拔了电话线，在外订了几百个速冻饺子，用二十天时间玩命地赶报告。刚完成开题报告，我又要马不停蹄飞到意大利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再飞回北京的时候，我的运动旧伤复发，颈椎和背部当时完全不能动了。

随后我被送到北医三院接受检查，医生一碰我的伤处，我的眼泪就扑簌扑簌，不受控制地往外流。医生见状对我说：“看起来你是真疼，不疼你也不会哭。甭走了，住院吧。”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住院，并不是在伤病风险最高的运动员生涯期间，却是没日没夜赶开题报告带给我的劳累和紧张所积累而形成的一个结果。

我在医院里整整呆了十天，用上了最管用的止疼药，身体各部分才慢慢恢复了运动能力，真是代价沉重。好在后来我的报告顺利通过了，这也算是一种慰藉，我的心里踏实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24岁时退役，从ABC开始学习英文，直到在剑桥拿到博士学位，总共花了11年的时间，这可能是平常人21年的学业。当然，其中有时机和运气的因素，但是也不能不说，这源自于我的一个信念：任何事情，只要你想做，从现在做都不晚。

同时也要非常感谢中国乒乓球队，从我们这里走出的人，都带着球队的优秀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之一就是，它告诉你：一旦走下领奖台，一切就都要从零开始。这种“随时归零”的思维习惯，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了现在。

有人曾问我，留学带给你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扎实的学术功底，与世界交流的能力。这种能力，帮助我从乒乓球台走向国际舞台，参与了体育、文化、经济等多领域的国际事务，尤其是有幸全程参与了北京奥运从申办到筹备、举办的八年工作，成功地“向世界说明了真实的中国”。

首先，我要从学术能力的培养谈起。

在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前后八年的时间，我的经历及所见所闻，让我对英国人严谨的学术态度、缜密的思维方式和卓越的创造力都很敬佩，这些优良的精神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在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是《全球竞争中的奥运品牌》。有人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对奥运做研究的论文应该已经是汗牛充栋了吧？实际的情况却是，此前对奥林匹克精神文化的研究已经不少，但是对于奥利匹克运动会商业价值的研究却几乎没有，仍是学术界的处女地。

这样，国际奥委会的商业运营模式和市场营销体系就成为了我的研究方向。导师Peter Nolan认为这个选题很有价值，将填补国际学术界的一项研究空白，提升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的商业运作水平，同时我又是做这个课题的最佳人选，因为我有在国际奥委会工作13年的经历，同时我当时正在做的又是在北京奥组委从事2008年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工作，这些工作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尽管如此，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我需要掌握大量奥运赞助商的数据和案例，也没有任何研究的先例可供借鉴。

我想以北京奥运会为切入点，为什么这样的一次运动会能吸引到那么多国际顶级大企业自掏腰包，进行赞助？他们又能从这种赞助行为中获得哪些相应的利益回报？利用我在奥组委从事市场开发工作的便利，我深入研究了四个奥运赞助商的案例，包括可口可乐、阿迪达斯、联想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下，我采访了近百位企业高管及员工，整理了数百小时的对话录音，获得了大量核心商业数据，首次对奥林匹克的商业推广、市场营销、品牌建设做了科学的理论梳理和研究，最终用英文完成了8万字的博士论文。

基于这篇论文的研究成果，我后来顺利通过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而且还很荣幸地登上了剑桥大学八百年校庆宣传册的首页；更重要的，通过在剑桥五年的学术研究，对世界知名企业的调研，让我对全球体育产业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品牌建设、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而这种知识财富是比学历更宝贵的。

其次，我想谈谈与世界交流的能力。

在英国八年的时光，让我走近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到英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让我与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同学建立起友谊，留下很多美好而有趣的回忆。

不到英国，我不知道英国人是这么喜欢浇水锄地，家家户户都花红柳绿；不到英国，我不知道英国到处都是草坪，足球场比中国的乒乓球台都多；不到英国，我不知道喝茶有这么多规矩，比中国人请客吃饭都要讲究；不到英国，我不知道英国菜这么难吃，只得满大街去找中餐馆；不到英国，我不知道东西可以这么贵，一颗大白菜也要卖到20块人民币。

我也逐渐地意识到，你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仅仅掌握了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去了解外国人的思维方式，熟悉他们的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只有拥有了一手资料和亲身体验，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同时得到世界的认同。正是得益于在英国打下的学术基础，磨练出的国际化思维，我才收获了信心和能力，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显得更加得心应手：

1999年，国际乒联以我的名字专门设立了“邓亚萍全球女子乒乓球发展计划”，我开始到世界各地对女运动员和教练进行培训。

2000年，我担任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开始一对一地说服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给中国，又在莫斯科用英文做了申奥陈述，帮助中国人终于实现了百年奥运梦。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外交流，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为“无与伦比”，我作为奥运村部的副部长和奥运村新闻发言人，得以有机会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我履职国际奥委会的13年间，先后担任道德委员会委员、体育和环境委员会委员、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在推进男女运动员平等、保障发展中国家运动员权利、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维护体育公平竞赛等方面竭尽所能，做了大量工作。通过民间体育交流，我努力展现中国运动员的良好风貌，让世界上的更多人看到中国运动员的风采，用真诚结交了五大洲的很多朋友，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海外留学经历，让我的学术功底和国际视野突飞猛进，塑造了全新的自己。

回首往昔，要感谢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留学时光如天边的一抹红云，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

本文选自《留学改变我的世界》 文/邓亚萍

内容转载自公众号：2005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