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边驶过热带草原，达巴伦一边给我指出草原上生活的大象族群以及其中的个体。“这一群叫蝴蝶；这一群叫风暴；这是香料，”他说道。我们要找的是香料族群的雌性族长“肉桂”。正说着，她就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她大约50岁的年纪，体型庞大，生来就没有长着珍贵的象牙。跟在她身边还有小象哈比巴。2011年，这只小象的母亲被盗猎者杀害，它和它的七个兄弟姐妹此后就成了孤儿。之后他们被肉桂和香料族群收养。
达巴伦说他可以认出大约四百到五百只大象并叫出他们的名字。在吉普车里，他一直不断地叫着一连串的名字。“那是乔纳森，”他朝着五十米开外一头屁股正冲着我们的大象说。他是怎么区分这些大象的？“看耳朵：缺口啊，孔洞啊，裂痕啊。看象牙：有些短一点，有些长一点，有些是弯曲的，有些是笔直的。看颜色：有些皮肤带有粉色，有些肤色较浅，有些肤色较深。但是也要看脸。他们的脸跟我们的脸一样，每一只都不同。”他接着补充说，区分不同大象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特征。“当你花些时间和大象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明白他们都有不同的个性。他们可以给你留下不同的印象。我对大象的理解或许比我对人的理解还要深刻。”
达巴伦的一个同事后来告诉我，这种认知和尊重是相互的。“大象相信他，就会到他身边来，”她说。的确，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吉普车熄火之后，我们的车旁围绕着十多只大象。他们拱着车身，把鼻子伸到车胎下面找草吃。当我们与他们目光相对时，他们的眼睛会缓缓地眨动。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我们等象群离开之后，才熄着大灯在黑暗中行驶起来。达巴伦驾驶吉普车穿过荆棘，越过沟壑，引导他的除了正在攀升的月亮，还有他对这里地形的熟悉。说到这里，我该给大家介绍下达巴伦了。
达巴伦今年36岁，在拯救大象组织工作16年了。在加入拯救大象组织之前的20年中，他一直居住在桑布鲁以北200公里的玛萨比特村，与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朝夕相处。他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那里还有好多好多大象，但是盗猎毁了他们。”
他上下学路上或者为父亲放牛放羊时常常会遇到各种动物。“我们经常会被大象追赶。起初我们十分害怕，后来就慢慢成了游戏，”他回忆说。“我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野生动物是我们的一部分，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上完高中后，他追随兄长的足迹加入了位于桑布鲁的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机构。有一天，达巴伦看到一辆车身印着拯救大象组织徽标的吉普车。好奇的达巴伦发现这个组织是专门研究大象的——研究它们的生活，也研究它们的死亡。
达巴伦在拯救大象组织的这些年中，帐篷逐渐变成了一片简易的生态办公室，有用来会客和就餐的公共区域，也有可以小憩的木屋。起初的一辆车变成了一个旧吉普车车队外加一架用于在空中巡查肯尼亚北部广袤的草原和山区的赛斯纳185型飞机。实习生达巴伦不仅升职成了野外行动主管，更成为了一位健谈的桑布鲁大象大使。
回到研究站，他详细解释了他对于大象的热爱。“我从它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它们对于彼此的爱与同情心。人类的爱是有很强条件性的，但大象的爱是无条件的。它们彼此十分亲密，真切地关心彼此——在很多方面都强于人类。即便只是短暂分开，家庭成员在见到彼此时也会表现得激动和兴奋，就好像它们在说，‘天啊，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大象是聪明智慧的生物。它们可以走远路却仍然清晰地记得走过的路线和安全的庇护所。它们还会集体哀吊死去的同伴。它们是生态系统关键的环节，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物种。你能想象它们在这个地球上彻底灭绝吗？”
节节败退
两到三年前，有一件事曾经看起来真的可能会成为现实：未来肯尼亚的学生们或许只能从书本中以及集体记忆中了解大象。“我们都陷入了绝望，”资深动物学家、拯救大象组织创始人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表示。“我们当时就要输掉这场战斗。”
2014年3月30日日落之前，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草原的宁静。巡逻队长紧接着打来了电话。他传来了这样的消息：盗猎者正在朝大象射击，赶快增援。
达巴伦和同事们急忙赶到拯救大象组织在桑布鲁的研究营地。消息在野生动物保护人士网络中迅速传开，巡逻队员和当地社区的反盗猎人士聚集起来，准备提供支援。他们当中就有克里斯·赖迪斯莫，他受过军事训练，是拯救大象组织的安全协调官员。
赖迪斯莫与其他六人带上G3自动步枪往南边进发。他们知道如果开车前往，盗猎者肯定会有所察觉，因此他们将吉普车停在土路上，悄悄地步行前进，时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动静。
“巡逻队员在草丛中匍匐，缓缓前进，忽然停下不动，再向前迈一步，再停下。这是一个捉迷藏的游戏——何况现在天越来越黑了，”达巴伦说。两组身携重装的人马，一群危在旦夕的大象，还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危机四伏。
盗猎者成功地将一只体型硕大、长着珍贵长牙的雄性大象与其他雌性隔离开。当雌象惊慌逃离之后，又响起了六声枪响。“巡逻队可以听见雄象发出死前的悲鸣，这是一种很大的闷响。然后他们发现了他。他还站在那里，但是已经快不行了，”达巴伦说。
赖迪斯莫用夜视望远镜看到血液从大象头上和身上的枪伤处流出来。“他浑身是血，”他说。
“这些伙计就在黑夜中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不开手电，什么都不干，”达巴伦说。“晚上外面很危险。突然有一位巡逻队员被蝎子蜇了，他叫出声来。盗猎者这次真走运。”在骚动和黑暗中，坏人成功逃离。
这时，身中16枪的三十岁的大象Koitelel已经死亡。巡逻队员小心地摘掉了他的象牙保存好，并将他的尸体留给了鬣狗们。
如今，两年过去了，Koitelel已经晒得发白的头颅和骨头仍然散落在荆棘丛中，鲜活地提醒着我们，这场蔓延全非洲的猎象狂潮正在威胁大象的生存。
象牙冲突
在整个非洲大陆，大象盗猎已经发展为产业化的活动。根据今天发布的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结论，草原大象的种群数量在2007年到2014年之间减少了30%。草原上大约还生活着40万头大象，而这一数字正在以每年8%的速度减少。伏尔坎的大象种群普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高空飞行清点平原上大象头数的方式收集了详细的数据。已经死亡的大象也计算在内。“尸体率”超过8%表明盗猎活动已经达到了足以使大象种群数量减少的程度。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30%。在大象种群本就不多的喀麦隆，这一数字高达83%。
其他研究也已经得出了类似的严峻结论。2014年的一项科学研究估计，2010年到2012年间，大约有10万头大象因象牙被杀。在一些国家，这种屠杀已经发展到灭绝族群的地步。同为大象重要栖息地的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短短五年内就各自失去了53%和60%的大象。
非洲剩余的大象都是森林象种，本身就更难以计数。大象族群普查项目经理詹姆斯·多伊奇表示，森林中大约还生活着6.5万头大象。本周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大象是繁育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即便盗猎活动明天就彻底停止，森林象种要想恢复到2002年的数量也仍然需要90年时间。
与钻石和其他宝石一样，象牙是非洲自然资源冲突的核心；这是一场由有组织犯罪集团发起，受到非法盗猎、走私和贸易的巨额利润驱动的战争。
冲突之初，对于象牙的需求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这股热潮所引发的屠杀导致非洲大象种群数量从1979年保守估计的130万头在十年内减少了一半。每年有大约700吨非法象牙——相当于大约7万头大象的象牙——离开非洲，绝大多数被运往中国，经过加工后重新出口到其他地方。
1989年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禁止一切象牙贸易，象牙屠杀活动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中暂时销声匿迹。大象种群表现出初期的恢复迹象。
但是十年前，杀戮卷土重来，背后则是来自中国的不断上升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人们的腰包渐鼓，对于象牙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如今有大约70%的非法象牙产品最终销往了中国；象牙价格也在2012年到2014年间翻了三倍，达到每公斤2200美元的顶峰。
在一些国家，屠杀已经接近毁灭的程度。同是大象重要栖息地的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在五年内分别失去了53%和60%的大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大象种群几近被彻底消灭。中非共和国几乎失去了全部草原大象。苏丹、津巴布韦和加蓬也经历了大范围的屠杀。去年，全非洲大约有2万头大象因象牙而丧生——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新生大象的数量。在大象另一个主要聚居地亚洲，据估算幸存的大象仅剩不到5万头，在过去一百年中减少了一半。这场保护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的战役还远没有成功。
在图勒斯看来：“盗猎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在肯尼亚）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大家对盗猎是零容忍的，但是盗猎不再是导致大象种群数量降低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威胁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程度已经不如几年之前了。”
他还补充说，虽然大象盗猎在肯尼亚有所缓解，但该国仍然是从非洲到亚洲的象牙走私路线上的重要环节。“一些规模最大的走私网络都在肯尼亚设点。蒙巴萨（港口）是象牙重要的中转站，特别是对来自坦桑尼亚的象牙来说。”
过去两年中盗猎之所以在肯尼亚得到了控制，还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象牙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下降，这一方面是因为2014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签订协议承诺结束象牙贸易，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每公斤象牙价格已经从2200美元下降到1000美元——尽管如此，图勒斯认为，象牙价格仍然处于“五年前会令我们震惊害怕的水平”，并且“还需要进一步下降才能遏制供给端的盗猎行为”。
不管怎样，区域性的变化已经十分显著。肯尼亚政府表现出打击盗猎者、严格执法的政治意愿。今年四月，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在一场仪式上点燃了超过100吨极其珍贵的象牙；今年七月，盗猎团伙领导人费塞尔·默罕默德·阿里被判处20年徒刑，并处罚金20万美元。公众对于象牙贸易的反对日益高涨，保护人士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合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大卫·达巴伦认为，最后一点十分重要。他说，说服游牧族裔和当地农民保护生态对他们有好处是需要时间的。附近的纳苏鲁多年前盗猎活动猖獗，保护人士花了一年时间说服四个部族的长老一起坐下来同意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保护区。“这需要在树下坐上一天又一天——人们不断地讲话、嘶喊甚至争斗——直到理智最终获胜，”达巴伦表示。
自从2011年纳苏鲁保护区成立，大规模大象猎杀已经停止，安全状况有所改善，部族内部冲突已经大大缓和。保护人士雇佣数位当地百姓作为巡逻队员、哨兵或者司机。他们还开发了能够预报大象接近的预警软件，帮助农民保护庄家。拯救大象组织为纳苏鲁和其他保护区的孩子提供了奖学金计划，并设立了移动教育小组，通过上课和实地考察等形式教会孩子们人与大象如何和谐共存。
有一天清早，克里斯·赖迪斯莫身着军队制服和沙漠靴，开车带我来到了纳苏鲁保护区的连巴拉村。这里有21位村民住在简陋的茅屋里，养着39只山羊。这里没有电和自来水，但是3G手机信号满格。“如果他们看到任何可疑迹象，他们就会打电话告诉我，”赖迪斯莫表示。“我们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拯救大象组织用飞机监控并追踪大象，作为地面行动的补充。在桑布鲁，拯救大象组织对60只大象进行了麻醉——通常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办到的——并给他们安装了带有GPS设备的项圈，确保可以对这些肯尼亚北部的大象实施密切监控。信号经太空中的卫星发送至拯救大象组织的研究营地，提供定期更新的大象位置信息，并通过App推送至组织工作人员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但是道格拉斯-汉密尔顿意外地把他的手机落在了地面上，因此我们只能在空中“信马由缰”，全靠肉眼寻找大象。他指给我看附近的一片区域，当地一个游牧部族为了保证大象可以自由活动，专门从这片土地上撤出。“这种妥协在人与大象之间是必须的，”他说。我们发现了一群大象，道格拉斯-汉密尔顿立即做出了一个令人反胃的翻转动作，以便近距离观察。他想知道这群大象在什么位置，共有多少只，属于哪一个家族，距离水源地、牲畜和居民有多远。
今年已经74岁的道格拉斯-汉密尔顿一生都献给了大象。他的父亲大卫·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勋爵是一名飞行中队队长，在伊恩很小的时候就在战争中阵亡；母亲普鲁奈拉·斯塔克是女性健康与美容联盟的领导者。他在牛津学习动物学后就迁至坦桑尼亚，后来又来到肯尼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开始在空中调查非洲大象族群状况，并揭露了盗猎的惊人规模。他在1993年发起建立了拯救大象组织。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关注大象。但还是要深入地关注政治、社区问题以及人类福利——因为人类才是决定大象未来的最重要因素，”他说。确保大象的长远发展并保护他们生存的环境意味着推动人与大象的和谐共存——随着各大洲人口数量指数增长，预计2050年会比现在翻一番，增至25亿，这一点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他的战友图勒斯也为我解释了非洲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与这一地区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关系。他说，作为环保人士，“我们或许必须降低我们的目标。问题不仅仅在于增长的人口，还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人的足迹不断增多。我们的脑子里全是盗猎，但是洲际铁路、公路和管道规划的影响同样很大。
“期待大象可以自由无阻地驰骋在广阔的平原上或许有些不现实。我们必须接受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一些损失，并且相应地选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但他同时也表示，拯救大象的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他们是地球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如果你从没有见过大象，突然有一天遇见一只，你一定会觉得大象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生物，就像恐龙一样。他们是我们洞察自身过去的一扇窗。但他们也可以让人变得谦恭；他们让我们意识到，或许我们并非宇宙的主宰。”
塞斯纳飞机在草原上空盘旋，俯瞰草原上奇特复杂的生态系统，我的确感到了自身的渺小：在自然的博大神奇面前，我只是毫不重要的沧海一粟。地面上生活着大象、狮子、长颈鹿、非洲猎豹、斑马、鳄鱼、鬣狗、狒狒、黑斑羚以及其他十多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生物，他们中的许多都由于人类的行为和欲求而受到威胁。
在飞回野牛泉简易飞机跑道的途中，道格拉斯-汉密尔顿提醒我不要夸大事实，而是要积极地收集并分析数据。“大象是坚韧而狡猾的动物，他们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危险，但我并不认为大象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灭绝。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会远离目前的活动地区。”
但他也补充说，大象面临的威胁只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的一部分，而要避免这场灾难愈演愈烈，离不开“各类行为主体和积极人士的通力合作——无论是当地居民、科学家、公民团体、企业、政界、部队。极度不负责任的人类行为导致环境退化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放任我们自己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三十亿年的进化可能会在我们手中毁于一旦。”
在接下来的一年，英国《卫报》将与中外对话联合推出大象保护与拯救的系列报道。点击阅读原文了解《卫报》为何要用中文报道大象的生存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