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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和观点，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近日，一篇文章分析他8年前的几句话算准了中国房价的持续上涨，他对未来楼市的41个字，可能再次被应验。

而在5月19日的“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会”上，厉以宁道出了他对中国经济和改革最新的几个重要判断。比如，前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对此进行了反驳。在他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也没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此外，厉以宁一直为企业家鼓与呼，强调尊重和培养企业家精神，首先要保护产权。只有保护产权了，才能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但对于很多企业家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他建议，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和处理。

第一个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继续调整，这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要反对单纯以速度、以数量为标志的增长的，这是传统的增长方式。我们在曾经的一个时期，认为数量是重要的、速度是重要的，走的是传统发展的路子。这一定得改，现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包含了补短板、降成本、还有解决产能过剩等等问题，主要是着重在改革。

结构调整是重要的，但结构调整不是唯一的，唯一的应该是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性改革重在转变发展方式，这就是要改变那种传统的只重数量和速度的发展方式，转为注重质量和效率。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为什么结构性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力度不够呢？因为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并不容易。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利益集团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路径依赖。有了利益集团的阻挠，不愿意改，有了路径依赖，不想改。所以很多人是跟在后面瞧，实在不行了我再改改，能拖就拖，所以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调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仔细地认识到，补短板远远没有解决，降成本远远没有解决、去库存也没有解决。生意一好煤炭价格又上去了，所以煤照样挖。我们一定要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的改革才算进了一大步。

第二个问题是创意、创新和创业。20世纪这一百年当中流行最广的经济学名词是“创新”。这是一百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是60年代末才有的，熊彼特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否则他肯定是最早的诺比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创业，理论根据还是来自熊彼特。

但是，熊彼特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当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念的时候，认为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企业家，另外一种是发明家。发明家整天在实验室中，企业家在市场上，没有平台就找不到对方。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今天有中间人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指路，把两者结合到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和过去的不同。一百年前最大的发明来自军工，但今天最新的发明在民用，创新给我们的是希望、是机会，今天的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个问题是企业家精神。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比方，他说企业家精神就是创新者必然拥有的一种魅力。这话什么意思呢？创新者就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要拼搏、吃苦耐劳、有眼光，唯有如此，才能打开这市场。这看法到今天同样是重要的。

最近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靠企业家精神去拼搏。

那怎么来培育企业家精神呢？

首先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怎么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到，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在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也隐隐约约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问题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我到广东、福建去调查民间信贷问题。很多人就说，应该让民间信贷浮到水面上来，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它为什么不敢呢？因为它在历史上可能跟某个走私案有关、本人有可能放过高利贷或者走私过，他怕人家追查旧帐。当时我不了解情况，我犯了错误，但是以后就怕你追，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的很清楚，还有很多路需要走。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歧视叫规模歧视，还有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你是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谁规模大我就贷钱给他。他们说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你过去的记录。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实行了土地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了抵押贷款，有一些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了怎么办？那国家又要把它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的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的，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帐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中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帐，一本帐是经济帐，一本帐是社会帐。经济帐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帐，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帐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的分离。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

第二，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的时间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叫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纪人假设是说最后一定是拼搏到底，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

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的。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企业家也不是一个身份，是精神啊。

第四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国外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现在中国农村没多少能进城了，中国改革的路也走到头了，改革红利枯竭了。唱衰中国的很重要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旧的人口红利没了，旧的改革红利枯竭了，这些观点都是错的。

其实，中国正在悄悄的发生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只有“海归”，现在出现一个新词，叫“城归”，无论男女都在向回走，他们在寻找自己创业道路。

我是贵州毕节试验区的总顾问，对毕节的情况了解比较多。那个地方大量的人走出去，现在又自动回来办小微企业。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了几年，有经验又懂得技术，这种变化不仅是在贫困地区，富裕地区一样有。

浙江土地确权以后，有些农民到城里开作坊做生意去了，但田地总得有人种的，我们在浙江发现是安徽的人在种田。在苏南考察时发现，苏南的田是苏北人在种，苏南人自己去做生意了。而农民也在自费学习农业技术。所以中国的正在发生人力资本的革命。中国人口资源枯竭的理论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

最后一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新看法——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没有普遍性的。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提出，有一些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就停滞在那个水平上了。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东南亚有几个国家，都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没有提出怎么解决，原因也没有说清楚。实际上从国外的很多资料来看，事实是如此，但原因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包含三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土地的重分，到现在变成制度性的问题。

 

第二个陷阱是社会危机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没改，传统的统治方式也没改，内战就发生了，形成了长期的社会不和。

 

第三个是技术陷阱。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本市场，国内没有人才。大部分出国留学的人毕业后不愿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地方的技术怎么能够有突破？必须有技术上的创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国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计划经济时代尽管有各种缺点，但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中国处在受孤立、受封锁的情况下，多次应该进行的改革都没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局面。

尽管改革开放是很难的，但是毕竟有了几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了这个之后，多年凭票供应粮食的情况没有了，集市贸易，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了。

第二个突破是劳动力多了。过去都是工分制，都不出力干活，现在承包地的人不用那么多，就开始创办乡镇企业。这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结果。

第三个突破是经济特区的建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市场开拓。经济特区的建设，是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石头，从此激起了层层波浪，中国经济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么来看待的。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国是没关系的。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变化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