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持续低迷，货币流速下滑。虽然各国央行基础货币扩张速度飞快，但经济低迷融资需求弱，基础货币并未大规模进入信用创造过程。原因二：流动性陷阱，现金需求高增。关于流动性陷阱有两种比较主流的理论，第一种以Krugman和Bernanke为代表，认为通胀预期偏低导致实际利率依然较高，抑制了投资和消费。例如日本名义利率确实较低，但物价长期通缩。第二种理论由凯恩斯提出，认为当名义利率足够低时，人们更倾向于持有现金，以避免由利率突然回升导致的资产损失。他认为应该在增加货币供给同时，配合财政政策、甚至直接的就业创造计划，美国可以说是凯恩斯这一思想较为成功的实践者，QE效果较好。钱都去哪儿了？

超额准备金大增，银行业最“受伤”。基础货币激增而货币需求有限，令欧美日的银行业超额准备金大增，再叠加负利率政策，银行业的经营备受冲击。政府融资大增，居民企业偏低。在各发达经济体中，即使是基于基础货币扩张的信用中，政府部门也占据主导。从金融机构提供的信用结构看，日本政府部门占比从29%飙升至43%，美国从13%升至高点时的22%，欧元区从09年时的26%飙升至33%。部分“钞票”外流，新兴市场成焦点。

短期货币超发，长期通缩风险。货币显著超发，短期推升通胀。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央行同样采取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基础货币从10万亿人民币升至近30万亿，而M2从40万亿升至150万亿，货币显著超发仍能刺激通胀短期回升。长期通缩风险，货币力不从心。

如果只是强调企业增长，通胀不能控制的话，政府无法承受媒体舆论和大众心理的压力，面临着非常突出的矛盾。目前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非常担心， 不少华尔街的投资人士认为未来六个月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软着陆来说非常重要。而如果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 对中国也非常不利，因为中国在通胀的压力下已经很难再实施此前公布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不过，我认为，如果世界经济疲软，对中国来说可能意味着契机。因为已经成熟的中国企业， 可以在这时候大规模跨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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