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薛涌说

前几天吃晚饭时，妻子告诉我她买菜的经历：

到了超市收银台准备付款，前面一个十几岁的母亲抱着个孩子，拿出一叠儿童食物券WIC，全名叫“妇女、婴儿、儿童特别营养补助券”；收银员没有见过，不知道怎么处理，赶紧呼叫经理，闹得大家都得等。

那女孩子特别难为情，转身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妻子本想安慰她一下，告诉她自己当年也用过这个。但话还没有出口，收银员已经搞明白怎么处理、招呼那位女孩儿。她也赶紧抱着孩子去付款了。

这一段小插曲，勾起了我们十多年前的往事。

我们当时住在无家可归者遍地的纽黑文，超市里许多顾客都使用各种食物券。收银员有专门的训练，处理得很熟练。如今，我们住在波士顿富裕的郊区。这里看不到无家可归者，超市里也难得见到有食物券的。怪不得收银员一时抓瞎。

无巧不成书，妻子讲述这些事情时，我发了一段有关的微博：

“我奇怪中国的孩子看病为什么要交钱。有网友质问：哪国不交钱？我告他：没文化真可怕。孩子在美出生时我们是一贫如洗的两个外国人。孩子医保一直到22岁，去医院政府派车，相当“豪华”，还给一大堆食物券保证营养。孩子吃不了，父母就跟着“蹭吃喝”。美国这方面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

没想到，这么几个字居然有爆炸性的效果。几个小时内，阅读量超过170万，评论过千，转发过三千。那一千多条跟贴，绝大部分是谩骂，有说我造谣骗人的，有说我伪造收入蹭福利并要举报的，更有说“丢人丢到国外”去的。还有些帖子，居然在那里质疑：这么穷怎么还能出国？仿佛只有贪官才配出国。

这一千多的跟贴，多少帮助我了解了中国的世相。这种世相，又多多少少建构在对美国的种种误解之上。

所以，我不妨从亲身经历开始，讲述一下一对“一贫如洗”的夫妻在美国生了孩子后的经历。

首先讲讲我们为什么“一贫如洗”。在这一千多跟贴中，反复出现的质问是：“一贫如洗怎么能出国？”即使我这个一天到晚上网，自认为还算了解中国的人，读到这样的问题也感到吃惊，接着马上就意识到：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在我们留学的那个年月，即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主力都是“一贫如洗”的。他们大多是从美国的大学拿了全奖，有的借钱买张机票，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打天下了。那些“有钱”的，即靠海外富亲戚担保的，过签证关都难。拿全奖的“一贫如洗”者，则很受礼遇，一两分钟就过关了。还有些人，连考托福的钱都没有。

我八十年代给香港杂志写稿，第一次挣了一百美元左右的外币，三分之二送给朋友考托福了。这两位后来都成了相当不得了的人物。如今像我们那样一贫如洗靠全奖出国的大概仍然不会少，但出国的大多数是有钱人，四年本科就能烧掉快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这种人多了，大家反而不明白“一贫如洗”出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当然更不会有我们这种经历。更有甚者，许多这种拿父母的血汗去留学的人，什么都学不会，怎么去怎么回来，“海龟变海带”已经成了媒体的关键词。恰恰是这样的人，开始嘲笑我们这些被美国名校一年几万美元请去读书的“蛀虫”了。

当时我们夫妇都在耶鲁攻读博士课程，待遇按说不薄：免学费之外，学校提供一万美元左右的生活费，外加医保等等，只要不奢侈，生活上不用愁，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不过，这种支持，一般只延续六年，除非你在校外能申请到基金，否则六年后就不会衣食无忧了。

我们前几年忙于学业，根本没敢想要孩子的事情。等妻子通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才生下小女。女儿两个月时，一家三口都到了日本，妻子进行论文研究，我则学习日文。可惜，为照顾不满一岁的孩子，妻子不能如期完成论文。我回美后匆匆通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就只剩下一年的奖学金了。

这就是我们“一贫如洗”的状况：从日本回来后，一家三口，收入全靠我的奖学金，而且只能吃一年。耶鲁奖学金中的生活费部分，比照的是当地的生活费用标准。我们穷惯了，一般消耗比这个标准低许多，一度两人分享一个人的奖学金也可以过得不错。

但是，一家三口用一个人标准的生活费，显然就不行了。尤其是女儿，需要另有医保。我们因为是耶鲁的学生，自动享受学校的医保。如果再加一千多美元，女儿也会被我们的医保覆盖。但是，当时这一千多块对我们是笔非常大的钱。

经过一番咨询，还是按照“专家”的指示办理：让女儿加入给低收入阶层的免费医保，这个大概是属于“医助”范围，一直能管到19岁。

我微博上唯一的错误，就是把19岁说成22岁，因为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记忆不清。经过网友批评，查阅了一下资料，虽无十足把握，但确实更可能是19岁。

另外，我在140个字中没有空间交代：这种医保自我找到工作后就自动脱离。本觉得这是不用解释的常识。工作后的医保自动覆盖全家，谁还会赖在政府的医保上？但是，美国的制度还在那里：如果父母一直没有工作和医保，孩子确实可以继续享受下去。

老实说，刚开始面临这个选择，我们颇为迟疑：耶鲁是个精英大学，医疗系统相当有水平。女儿加入“穷人医保”，会不会受委屈？后来专家们耐心解释：这种医保在质量上绝对不会有差别，只能是更好。

比如，我们没车，拿着耶鲁医保看病要自己想办法去医院。穷人医保则考虑到穷人没车的现实。所以给孩子看病（包括例行检查），只要事先预约，政府会派车接送。

另外，拿药也是免费的。看病找什么专家，还是自己随便选。大家都去耶鲁纽黑文医院。我们还真用过几次专车带孩子看病。那是医用的小面包，里面各种仪器俱全，一看就是精心为各种病人设计的，设施比普通车辆舒适豪华多了，颠簸小，空调温度极为稳定，而且每次来都只接送我们一家。

用了这么几次，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这要花政府多少钱呀！于是以后带孩子看病，除非刮风下雨，我宁愿让她坐在我脖子上走半个多小时到医院。还好，我是练长跑的，扛着孩子走这么远小菜一碟；女儿坐在爸爸脖子上也开心得不得了。

除了这种免费医保外，女儿还享受每月几十美元的WIC支票，就是我开篇提到的那种食物券。这是用于她的营养补助。父母凭着这种支票，可以到超市购买各种食品。当然，这里面有些限制，有些高档的、名牌的东西不能买。不过，当时用这种支票买来的东西很多，女儿根本吃不完。

我们当父母的也就跟着“蹭吃喝”，比如牛奶、鸡蛋、果汁等等，吃了不少女儿的。这里的原因，大概是女儿个头儿小、胃口小，吃不完美国孩子标准的食物。

这种福利，并不仅仅是把钱送到你手里为止。这种食物券，每两个月领一次，领取前必须和营养师会面，营养师会耐心询问孩子的健康和饮食状况，提供各种建议，有时要查看医院例行检查的结果，甚至亲自检查孩子。让我终身难忘的，就是九一一那一幕。我当时正好在去领食物券，坐在一堆穷人中间，看着电视上的图像，半天搞不清出了什么事情。这些，是一个穷孩子所享受的国家福利。

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父母是两个博士生，都有学业要对付。女儿要送到幼儿园去。不象北欧，美国没有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幼儿园是私立的，所费不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冒险。

那时女儿随我们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时，享受着日本式的福利。幼儿园虽然难进，但等了半年进了公立幼儿园，一周六天，每天九个小时，连午餐、尿布都包进去，全是免费的。回到美国14个月，需要上幼儿园，但那种日本式的福利全没了。

妻子把附近的幼儿园访问了个够，最终走进一家名叫“创造儿童”的幼儿园，附属于纽黑文的儿童博物馆，建筑都连在一起。她一进去就傻了眼了：这里真是孩子的天堂呀！老师全是大学毕业，能唱能跳，还有些多才多艺的耶鲁学生来打工，而且一个全职老师最多看三个孩子。

幼儿园根据哈佛心理学教授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能理论进行设计，不教读写，各种益智活动多如牛毛。在纽黑文，进这个幼儿园要排长队，有的家庭甚至要等上两三年。当然，价码也不低，一个月1200美元，我奖学金中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还不够。

那天妻子回家告诉我：“我把孩子登记上了。”说完这话，我们俩都吓傻了。妻子承认，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决定。

但是，她看到这个幼儿园时，就觉得看到了女儿的理想成长环境。她纠结许久，最后下决心就凭一个信念：“父母穷，孩子有什么责任？！”我一半宽慰她一半宽慰自己地说：“别担心，虽然登记上了，但恐怕轮不到。”

没想到，一周后院长打电话来：“有空位，你们很幸运。我们正需要一个这种年龄的女孩儿（这个幼儿园孩子的年龄性别结构很严格，女儿正好被挑上）。你们不需要现在答复我，周末好好讨论一下，但下周一必须给我回话”。

那个周末，我如坐针毡，但扭不过妻子。孩子马上就上幼儿园了。

这一年怎么过？我的奖学金全给幼儿园了。另外，因为事先多少想到会走这一步，我们在两人都拿奖学金的“宽裕”时期依然节衣缩食，一年基本能省下一个人的费用。

这点积蓄正好救急。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学术的状态，开始给香港和新加坡媒体写稿，一个月弄好了有几百块。妻子在学校当了半年助教，有六千块的收入。这样，一年勉强过得去。

第二年，幼儿园第的学费涨了。但是，园长帮助我们找到了每月一千块的助学金，我们每月缴三百多就行。就这样，我们从2000年坚持到了2004年我在波士顿找到现在的教职。

到那时为止，我们确实一贫如洗，看着银行账户上一天比一天少起来的存款而寝食不安。但是，女儿居然享受了绝大部分孩子享受不到的优质学前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故事讲讲容易；要分析评价，乃至引申到社会制度的优劣问题上，就难了。孩子出生后的五年，我们有着初当父母的极度快乐，但这也是在美国生活最为艰难的五年。

过大的心理压力，把我们的生活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在这种煎熬中，我们不能不羡慕北欧那种“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的优越。

比如，福利国家的全民医保是自动覆盖所有人的。你不必为之焦虑。美国的福利，则是“收入审查”Means-Test型的。即你要获得某种福利，必须向政府提供有关家庭收入的信息，证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某种水平，然后才能获得领取福利的资格。

中国人理解的福利，基本也属于这种类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微博上一说享受福利的事，就招来一片“举报”之声。

在西方，英语国家里往往盛行“收入审查”式的福利。欧陆国家，特别是北欧，则主要是全民性福利。两种孰优孰劣？最近的许多比较研究，都凸显了全民型福利的优势。具体而言，“收入审查”型的福利，容易把拿福利当作领取人的“黑锅”，让他们被社会所鄙视。想想看，什么人才要被“审查”？显然社会对你就是不信任。

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你拿着食物券到超市买东西，从服务员的眼神中就能领受到许多人情冷暖。而且往往越是低收入的人中，这种势利眼就越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势利眼，在中国特别通行。包括许多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这些人看来，你拿福利，要知道耻辱，这才能激励你奋斗，早早自食其力。

殊不知，许多研究表明，这种“背黑锅”式的福利，恰恰摧残了穷人的自尊，成为导致世代贫困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等实行“收入审查”制度的国家中，世代贫困特别严重。在全民福利的社会，比如北欧，则很少有世代贫困，甚至贫困现象基本被消除。

另外，“收入审查”制度的福利，因为要“审查”、确认“资格”，管理费用很高，漏洞也很大。更因为这种福利塑造了深刻的社会成见，即拿福利的是社会中最不争气的一部分人，于是对这种福利的公共支持率比较低。不像全民福利，因人人有份，大家都比较支持。

也许大的问题是，“收入审查”制度，需要接受福利者申请，而且申请对许多文化不高的低收入阶层成为相当繁杂的程序，甚至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种福利的存在，故而许多人“漏网”，造成该覆盖的人没有被覆盖到。

在孩子入托这个问题上，更显示出美国福利制度的缺失。在北欧，孩子一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父母就带薪休假，日后的托儿所不仅免费，而且水平非常高，也非常整齐。虽然北欧照样有贫富，但这种一视同仁的福利，使孩子们从一开始就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父母也不必为了工作牺牲孩子的教育。这恐怕是北欧居民的智商普遍高于美国人的原因之一。

而我们的经历，则显示出一个新生命的来临会给父母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危机。这个问题，在耶鲁的研究生中一直不停地讨论着。

有统计表明，美国历史等学科的文科博士，平均完成时间超过九年。就算本科毕业马上开始读博士，提交论文时也三十多了。这期间结婚生子，乃正常的人生周期。

读博士，在耶鲁这等条件优厚的一流院校，每年也不过有一个人的生活费，根本不够养活孩子，再要自费入托，学业还怎么继续？况且，许多人想自费还找不到地方。这还是受了最好教育的群体。普通老百姓，常常不得不把孩子丢下去工作，错过了早教的机会窗。

有些孩子，颇象中国的“留守儿童”，因为没人管在街上学坏了。于是又得雇警察、修监狱，来对付比欧洲高出十倍以上的犯罪率。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美国这方面还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的原因。

不过，尽管美国的福利制度有着种种缺陷，我们依然属于相当幸运的人。首先，我们受了良好教育的人，在困境之中知道长远规划，知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教育背景带来的“文化信心”，使我们比较能够对付世间的白眼。比如，超市的收银员态度傲慢时，我们并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劣等，而是可怜对方太没文化。

事情明摆着：我们眼前的困难最终都会过去，还有波澜壮阔的事业在前面等着，对方高中是否毕业都不知道，大概很难跳出超市的低薪工作。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反向的“势利眼”，并没有什么值得光彩的。但这种反向“势利眼”，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心理保护。

想想看，那些文化水平不如收银员的人，拿着食物券被对方鄙视后，很可能丧失自尊和信心，最终自暴自弃。

我们的另一层幸运，是生活圈子也主要是由比较有文化的人构成的。这种社会氛围，大大帮助了我们“蹭吃喝”。

比如，孩子出生时，按照美国的规矩，产妇可以免费住院三天。这似乎是美国很少的“全民福利”之一。当时妻子住在耶鲁-纽黑文医院的单间病房，豪华得象五星饭店，房间及厕所里布满医疗装备，还有护士专门来伺候她洗澡。这并非耶鲁师生才能享受的特权。

事实上，我探视时在电梯间就碰到个无家可归者，她生下孩子就跑掉，害得护士到处找，最后找到，被一左一右两个护士“押解”回来。我只听她在那里神经兮兮地嘟哝：“哼，让我们产妇住高层，着火了怎么办？”其实高层是最好的景观。大概考虑到了产妇的心理需要吧。

可惜，这种福利享受了三天就要出院。这时妻子有些并发症还没有查清楚，需要再来医院复查。

我有些犯难，告诉医生：“我们没有车，又有个新生儿要照顾，复查再跑医院，母亲和孩子我一个人怎么兼顾？”医生愣了一下，马上微笑地说：“她体温有点高，我可以决定延长她的住院日期几天，你好好照顾孩子吧。”

现在写这几句时，耳边仿佛听到微博上中国网民一片怒骂：“蹭吃喝！不要脸！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美国都被你们这种人吃穷了！”我想，我幸运的，是生活在一个把穷人当人，而非当小偷的社会。

孩子入托的事情就更幸运了。我们一开始就如实向幼儿园的园长交代了家庭的经济窘境。她很同情，但表示无能为力。后来我们居然果决地入托，也许让她有些吃惊，也许她觉得我们认同她奉行的“多重智力”的教育理念，所以日后对我们特别关照。最终是她帮助我们穿透复杂的政策和手续的迷宫，一手把第二年的助学金申请到，否则我们根本搞不懂该怎么办，也不可能坚持下来。

没有想到，这点事情说说，在网上居然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得罪了那么多人，仿佛我们抢了谁的钱似的。让我吃惊的，倒不是网友们对美国的隔膜。美国本来就不容易了解。我也不认为自己多么了解美国。选择讲个人经历，就是因为那至少是真实的。

美国是个地方权力很大的国家。各州的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很少欧洲那种整齐划一的福利制度。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弱点。比如那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免费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公共设施，恰恰是国民素质的基础。

这些，我在《市场到哪里投胎》中有详细论述，自不必多言。让我吃惊的，是网民回应中对福利的痛恨。似乎我们这些吃过福利（严格地说是女儿吃过福利）的都是“蛀虫”，只会“蹭吃喝”，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最后的结论，就是“福利养懒人”，“懒人”会把整个社会吃穷，把整个国家搞垮。

有一次我对一个愤愤然的网友说：我即使真“蹭吃喝“，也是蹭美国的吃喝，没有伤害中国利益。你们跟着跳什么？再看看美国：那些帮助我们搞到各种福利、助学金、奖学金的人，总是对我们说：“你们走到这里，是了不起的成就。我想象不出自己能够这么在异国他乡闯荡。感谢你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

我之所以“自曝”这种“蹭吃喝”的故事，就是希望挑战中国对于福利的传统观念。目前中美都在讨论福利制度问题。“穷到哪里都丢人”，依然在中国很有市场。欧洲则基本接受了福利制度。在我看来，欧洲文明在这方面明显高出一筹。

我研读过一些欧洲的福利制度史。欧洲人一开始对福利的看法和中国人很类似，觉得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比如英国早就有《贫困法》，旨在救济穷人，但又要时时杜绝养懒人，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

中国前一段有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的讨论，立意和这种贫民工厂非常接近，就是觉得穷人是劣等人，需要这种严酷的管理，否则他们就被养懒了。

后来欧洲人怎么变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劳动人口特别是中产阶级高度集中。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的克勤克俭的“体面”家庭也流离失所。而且这种事情谁都可能轮到。这样全社会就开始反省：贫困是一种不幸，需要帮助；贫困本身并非罪孽。后来全民式的福利在欧洲展开，和这些经验关系很大。

我现身说法，有着同样的意图。如果说“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人都是“蛀虫”的话，那么就看看我这个被养出来的“懒人”好了。我们夫妻二人，在国内大学读的是北大和复旦，高考时都是所在地区（北京和浙江）的前几名。博士也读的是世界最好的学校。“懒人”能这样吗？

记得在耶鲁头几年，每年仅圣诞节和感恩节晚上去导师家吃饭，几乎没有一个假期。离纽约那么近，除了一次到日文书店买书，几年都没有去过。教室—图书馆—健身房—家，这种四点一线的生活，多少年如一日。

我从本世纪初“蹭吃喝”开始至今，出版了大约二十本书，在几个报纸开专栏，属于撰稿量最大的专栏作家之一；我在美国大学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开办“薛涌留学预备课程”，为一批中国学生进行留美的学业准备；除了这些，我还进行高强度的体育训练，每周跑上百公里，五十三岁能用一个半小时完成半马。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但是，同时干这么多事情，面对这样的工作量，不用说中年人，有几个年轻人能够承担得下来？

我可以不客气地挑战：大多数对我进行漫骂的网民，折腾一辈子也干不成我上述已经成就的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如果我这样的人是懒人的话，世界有谁是不懒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一阶段也需要社会帮助的话，社会有什么理由对那么接受福利的人侧目而视？

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读过不少。很多拿过福利，后来成功的人，出来现身说法：多亏那点福利，否则我走不到这里。如今成功了，则可以加倍回报社会。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有些网友大骂：美国都是被你们这样的人吃垮了。

其实，经济学家早就算出来：如果美国人都达到我们这样的收入水平，如果美国孩子的成绩哪怕达到比我们女儿低20%的水平，美国现在面临的财政、社会等诸多痼疾就会自动消失。像我们这样被福利养出来的“懒人”，到哪里都是贡献于社会的人。我们当然有责任力挺基本的社会福利。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崛起，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西方哪怕是最强调市场的舆论，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这类倡扬自由市场的媒体，也反复指出中国的“社会投资”不足。所谓“社会投资”，其实主要是教育和福利等公共投资。孩子就医就是一例。给孩子免费医疗怎么会养懒人呢？

中国正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如今的青年、中年人，最终都将面临着养老危机。现在的孩子，就是未来养活自己的人。以中国的国情，每个孩子都是宝，其身上的附加值不是一般地高。孩子有病得不到医治，导致病残甚至死亡，岂不加重中国的养老危机？岂不摧毁了中国未来最宝贵的财富？

看看当今的世道：那些拿着父母的钱留学，英语也学不会，一事无成、动不动就度假购物的后生，反而来教训我们这些艰苦奋斗出来的人不要蹭吃喝了。一个完全没有福利的社会，最终就是这样的人当道。而一个有良好福利的社会，则会扶助那些肯奋斗的人，最终更可能是我们这样的人当道。

放眼世界，最有效率、最富有、最和谐、最幸福的社会，还是福利国家式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不仅仅需要制度。任何制度要有效运行，都需要社会的支持。福利社会背后，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操、一种对弱者的同情、一直同甘共苦的纽带。没有这些，社会就会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残忍，最终走上自残的道路。

作者：薛涌，旅美学者，曾就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现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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