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2岁的权先生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离开韩国移民美国。当他最早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希望为这个国家做出一些贡献，于是选择了参军。他立刻作为一名车队机械师加入军队，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四年。从军队中退役后，权隩析几十年如一日，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在一家电气工厂工作，养大了孩子，看着他们渐渐拥有自己的生活。在2007年，权隩析终于在埃利科特城（Ellicott City）买下了一家加油站。对他来说，加油站就是一切。权隩析的生活和其他怀有“美国梦”的移民相似，他说，“我这辈子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但在2011年加油站营业3年后，几名联邦官员找上了门，国税局没收了$59,117.47，权隩析的噩梦就此开始。

权隩析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国税局为何没收他近6万？

联邦调查员控告权隩析“拆分洗钱”（“structuring”）——频繁以少于$10,000的数额在银行存款。1970年通过的“银行保密法”要求银行上报数额大于$10,000的每一笔交易。因为这条法律，恐怖组织、有组织的罪犯、洗钱者、逃税者以及其他的罪犯经常以小于$10,000的数额存款。也正是追踪罪犯，银行必须向上级汇报频繁向银行以小于$10,000的数额存款的人，因为这些人很可能在试图避免政府调查。许多情况下，拆分存款的做法背后的确隐藏着更大的犯罪行为，调查者也以此为线索破获了一些犯罪。

但是权先生并不属于这类，他缴了该缴的税，汇报了该汇报的。他不是洗钱者、恐怖分子、暴徒或者逃税者。政府也没有找到任何犯罪活动的证据。在调查结束以后，加油站关门以后，权隩析的妻子因为不经这事带来的压力而去世，他也不得不在耻辱中搬离原来的社区。2014年，国税局进行了政策改革，称他们只会冻结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财产。只有当当事人以逃避政府检查为由的时候，拆分存款的做法才是违法的。因此，政府必须调查当事人的动机才能进行控告。这样小企业主就不会因为“拆分存款”而被碾压，但是国税局仍然没有将权隩析的钱归还。

权隩析的律师格里芬（Edward Griffin）说，“我坚信，政府选择起诉权先生并且抢占他的财产是错误的。这一起诉没有什么好的政策目的。政府这样做是为了钱，他们摧毁了一个善良诚实的人。这是可耻的。这就是我为他抗争的理由。”对于权的案子，国税局不愿意具体回应，但是一名发言人指出，权隩析曾承认自己“拆分洗钱”的罪名。

他为什么认罪？

十年前，当加油站刚投入运营时，当地银行柜员告诉权先生存大于$10,000的数额，需要填大量的表格文件，因此她建议权将存款数额减小并增加存款次数。权隩析遵循了柜员的建议。许多的小商业主也是这么做的。

在2011年左右，积极的调查者们在马里兰州将许多的小企业定为目标，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是“南山奶业”（South Mountain Creamery）。南山奶业是个农场，在华盛顿地区为家家户户送鸡蛋、奶制品等。当南山奶业被控“拆分洗钱”，Randy Sowers也说银行柜员让他确保存款数额小于$10,000，以此来减少文书工作，而农场所有的运营资金都被征收。最终政府发现农场不存在任何的犯罪活动，向Sowers提供了一个和解协议——国税局将征收的金额的一半，大约$60,000归还给农场。而农场主Sowers别无选择，他需要这些钱来时农场重新运转。

还有一个例子，国税局以相似理由征收了另一个位马里兰州的农场主Calvin Taylor $90,000的资金。他也不得不和国税局达成和解，拿回了大约$41,000. 这两个农场主在“自由主义司法研究所”（libertarian Institute for Justice）的帮助下，在国会听证，请愿，经过3年的多方抗争才得以拿回部分的前。

权隩析的做法的确符合“拆分洗钱”的定义，他的确不断以小于$10,000的数额进行存款，以此来避免文书工作，因此他承认有罪。但是，权隩析并没有犯罪动机。他承认有罪致使加油站倒闭，他眼睁睁地看着妻子与癌症抗争最后去世。他仍然认为妻子的死和他们官司上的麻烦脱不开关系。

今年夏天，权的律师格里芬（Edward Griffin）再次向司法部以及国税局请愿，引用2014年国税局的政策改变以及权无犯罪记录的事实。但是他们得到的回复是，司法部认为权未能提供案件相关的额外信息。如今已经73岁的权还是无法讨回属于他的财产。

即使国税局最终归还了权的$59,000，但是这一“诬告”所带来的损失是无法改变的。他的加油站已经关闭，妻子也已经去世，他的荣誉也被玷污。权隩析说，当调查者审问他的邻居时，他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认为我是韩国人，是个老兵，他们非常惊讶，认为我是个罪犯。我永远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