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和初中一直在不断的跳级，大学仅用两年就修满学分，26岁就获得普渡大学的博士学位，人送绰号“娃娃博士”。

尽管工作繁忙，但大多数时间，邓稼先是可以天天回家的。

1958年，邓稼先接受钱三强的邀请参加到核研究小组。（用邓稼先的话说是“搞个大炮仗”）从1958年到1972年的这14年间，邓稼先一直和妻儿一起在北京生活。

直到1972年后，他才调往四川省梓潼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病重返京。

不过，关于工作上的“保密规定”确实是真的。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确实并不知道丈夫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这里还有两件趣事——

①一贯忠厚耿直的邓稼先教同事们“骗”许鹿希：“要是她在单位附近看见你们，就告诉她你们是来这边办事儿的！”

②邓稼先和许鹿希所住的宿舍楼，四周都是铁丝网，看门的大爷每晚10点就锁门睡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把铁丝网拽出很宽的一条空隙，帮助邓稼先钻过去，再把他的自行车举起来递送过去。

（小编脑补了画面，居然觉得很甜。）

许鹿希说：我们在美国也很清贫，回国不需要动员。

当时在美国，导师挽留了邓稼先。但是相对来说，那时的邓稼先没有已经做出贡献的钱学森那么重要。

原九所所长、曾与邓稼先长期共事的研究员李德元说的这段话发人深省。

“建国初期，全国上下百业待兴，很有秩序。当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得知自己的祖国正在起工业、兴科技，那份向往是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动员和宣传。”

很多时候，正是这些过度的、不实的宣传，反而把那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真正发光的东西都掩盖住了。

在竺家亨（邓稼先生前学术秘书）眼里，邓稼先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虽然邓稼先平时不挑吃、不挑穿、不挑住，但是这和从不追求生活享受是大不一样的——邓老尤其爱听戏、爱看电影。

一次任务完成后，邓稼先兴致颇佳，对手下的几个大学生说：“今天我们放假，大家晚上有兴趣吗？我请你们去听戏！”

大伙儿虽然高兴，但也心怀顾虑：这临时想去听戏，恐怕票早就卖完了吧？

邓稼先却不担心。当晚，他带着5、6个大学生到戏院门口，专门等人退票，大家果真也都如愿进了剧场。

当时，几个年轻人挺不好意思，反倒是邓稼先逢人便问：有票吗？有票吗？

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都见过他在重大试验方案上签字时，双手颤抖的样子。

因为理论部的工作必须非常细致、慎重，再加上邓稼先责任心强，常常处于压力之下，并不是像某些影视作品宣传的：气定神闲。

但是，容易紧张的邓稼先，却直面核武器发展的一项项重大任务，真正做到了“临危不惧”。

在一次核试验中，核装置已经下到井口，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留守北京理论部的于敏突然想起一个过去被忽略的物理因素。于是，于敏马上打电话请求暂停作业，并立即组织人员用多个程序对算。

当时的情况，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级领导不断追问情况进展，在场的邓稼先虽心急如焚，但还是和于敏扛住了全部压力，经过两天一夜的奋战，确认了那个因素对大局影响无关后，才将试验按时进行。

与传闻不同，邓稼先并未“捧回碎弹片”。

当核弹碎片被发现后，他穿了防护服第一时间赶去辐射区检查，确认没有发生最危险的情况。（那些杜撰“没有任何防护”的文章居然还有人信……）

后来折磨邓稼先的直肠癌，究竟是不是与这次“降落伞事故”直接相关，现在已无法确证。

毕竟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多年承担沉重的任务压力、日以继夜的工作、因陋就简的不规律的饮食，还有狂暴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所有这些，都让他们长期处于高危健康风险之下。

癌症谁都可能得，很难归咎于那一次事故。毫无疑问，邓老的病是被耽误了。

这里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1984年，一次开会时，邓稼先当着科委主任的面，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话一出，全场都笑了。

在大家看来，作为一名科学家，邓稼先还潜力无穷。在大家的笑声中，邓稼先反思的却是：“我说错话了，不该自称是‘强弩’。”

以上内容均来自邓稼先的同事竺家亨、李德元和夫人许鹿希的采访资料。

至于少数“邓稼先被过誉了”的声音，不必在意。当年的核武器研制团队确实人才济济，但邓稼先做出的贡献，仍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只有还原事实，才是最好的怀念。像邓稼先这样的“国士”，减之一分则难见其深情；增之一分则有损其谦恭。唯有未经粉饰的真实，才能不惧时间流逝，永远直抵人心。

邓稼先曾经在他的老同学和学生的心中，被叫做“傻子”。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股暖流，一行热泪：这是我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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