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征宇聊美国（ID：ImmCapital）

在美国，有一群人被称为“1%的精英”，他们一般拥有比较高的学历和社会地位，从事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家庭总收入超过百万美元，在富人区拥有独立的别墅。在普通人眼中，虽然这1%的人的财富离顶级富豪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也站在了社会金字塔很高的上层，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但真实情况是普通人所想象的样子吗？

百万年薪的精英群体为何贴上尴尬标签

根据美国政府出具的相关数据，2015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税前大约在7.2万美元，我们可以把符合这个情况的人称为中产阶级。只占美国人口1%的精英群体的税前年收入则超过了45万美元，结婚后的家庭年收入往往超过100万美元，所以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家庭。

在精英群体这个群体里，绝大多数人毕业于顶尖大学，拥有傲人的学历，职业生涯从知名企业开始起步并一路晋升至企业高管，或从事医生、律师、建筑师、IT工程师等专业性较强、备受社会尊敬的职业，开设了自己的诊所、事务所和工作室。

精英群体虽不像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或华尔街大鳄、房地产大亨那样拥有几百亿美元的资产，但也属于美国的顶尖群体，甚至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更符合美国人对美好家庭生活的传统想法。早在80年代，里根政府曾大力倡导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时，美国人脑海里经典的美好家庭场景通常是这样的：一座独立的洋房，四周围绕着白色的篱笆，父母和两个孩子带着他们的宠物在草坪上开心地玩耍着，这样的生活美好而和谐。

然而近十多年来，美国精英群体的光环逐渐消退，日子并不好过，“1%的精英群体”反而成为了他们有苦难言的尴尬标签。

以下是几个真实案例。

案例一：先生是高级医务人员，太太是律师合伙人

我的好朋友A，他和太太两人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读的专业是常人认为很深奥的影像医学，花了整整十二年的时间，读到博士毕业才开始工作；他的太太从斯坦福毕业后又考入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律师，现在是一家顶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夫妻两个人的年薪加起来超过100万美元，但税合起来要缴纳55%，所以税后的收入不到50万美元。他们有两个孩子，为了能让孩子在一个好的学区里上学，他们贷款买了一幢200多万美元的“学区房”。

在一次交谈中，A告诉我说，他们的收入在付完每月的房贷、学费、生活费和 其他基本支出后，已经所剩无几。他和太太两人万一有一个失业了或者生大病了，那就要入不敷出。

案例二：夫妻都是斯坦福硕士，先生还是沃顿商学院MBA，现任谷歌产品经理

B也是我的斯坦福校友，他和妻子两人的学习经历完全一致：都是就读斯坦福电机工程专业，都是读完本科再读硕士，最后都成了工程师。丈夫毕业后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妻子则进入了朗讯科技公司（纽交所上市公司，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设备提供商）。

2000年以后，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B所在的创业公司很不幸也倒闭了。他当时刚毕业没多久，行业大环境又急转直下，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新的工作。当时我们都没有料到，斯坦福硕士也会难找工作。B和C都是基督徒，性格也比较传统，当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妻子就全职在家带孩子，丈夫一个人挣钱养家。

B当时的年薪税前有10多万美元，这收入并不算少，但这在硅谷要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开销其实还是很吃力的。后来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屡次在全球最佳商学院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的商学院）读了MBA，毕业后进入了谷歌公司，成为了一名产品经理。

这时候，他的年薪翻了一倍，涨到20多万美元，但在支付了40%的所得税后，所剩也就10多万美元。他们有一套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支付完每月的房贷、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其他日常开销之后，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所以他的妻子不得不经常接一些兼职的工作来做。

我每次见到他，看他依然开着那辆在大学时期就买入的本田汽车，心里感觉五味乏陈。在很多人眼中，他和妻子都非常优秀，学历和资历都非常好，家庭生活也很美满，照理生活很富足，但其实他家过得很不容易。

案例三：斯坦福大学里的研究员

我的同学C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当时去了一家特别火的公司，叫“Excite at home”，这个公司是做搜索引擎的，可惜后来竞争不过谷歌就倒闭了，他因此失业长达一年多。C之后好不容易在斯坦福大学里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教授旗下的实验室从事研究，一直做到现在，年薪税后约有十几万美元。

C后来结婚，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夫妻两个人的年薪加起来有20多万美元。可是在硅谷这里，想买稍微好一些的房子都至少要花100万美元，所以和前面两个案例一样，C家庭过日子仍然是紧巴巴的。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会说，年薪二十多万甚至百万美元还在那里哭“日子不好过”，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岂不是没法过了？

在普通人看来，有常春藤名校、顶级商学院的学历背景，或在世界500强企业做高管，或在医生、律师、教授等专业岗位从事工作，年薪高达数十万美元，几倍甚至十倍于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生活了，这样的人怎么还会产生焦虑感和危机感？

社会革新和行业调整带来的巨变

近十多年来，社会和行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英群体的发展空间被不断挤压，工作机会和相应收入在不断减少，但维持其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所需要的成本却不断上升，两者的此消彼长让精英群体的压力倍增，也是让他们深感焦虑的根本原因。

还是举我的朋友A作为例子，在过去，像他这样的医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很多都会开私人诊所，虽然可能辛苦，但自主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近几年，随着奥巴马医疗保险的全面推广，医疗行业的经营成本被迫一压再压，行业削减成本的最大举措之一就是整合医疗资源——将中小医院或者私人诊所合并，成为一个个大的医院联盟。在整合后的医院里，医生都是雇佣制，压低医生工资也变得很常见，一名有经验的医生能拿到10多万美元的年薪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A是一名影像医师，通过医疗影像工具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说得通俗易懂一点就是看各种扫描出来的片子。他说，近几年来医院为了降低成本，会将一些片子通过互联网直接传到印度，让印度的医生看片子，以此降低成本。所以，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革新也对医疗行业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律师行业也是如此，A妻子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为了节省成本，常常将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件传到印度，让那里的律师解决一部分基本的工作，之后可能两边协同工作，也可能再让美国本土律师深入处理案件。

事实上，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美国公司都不愿意花很多钱在请律师做法律顾问这件事情上，所以就造成了普通法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很多都找不到工作。如果你是顶尖法学院毕业的，那你碰到的就业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刚入行差不多是16万美元的年薪，打拼5到8年后，可能做到律所合伙人级别，这时也只有35万美元的年薪。然而精英群体跻身顶尖大学，在行业里过五关斩六将，花近十年时间才达到这个位置和获得这样的收入，这投入产出跟过往比起来已经差了不少。

B作为IT工程师所面临的行业压力更为巨大，一方面IT行业比起法律和医疗行业所面临的技术革新挑战都要大，都要快；另一方面，硅谷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比比皆是，他们都很优秀，所以美国本土IT从业者有更多更残酷的竞争来自于国际。现在在美国，即使你是一名从顶尖大学毕业的IT工程师，年薪也就10到15万美元，如果自身条件差一点的话只能拿到7.5万美元。

危机之下，未来的路如何走下去

同样的行业，同样的技能，赚钱的机会却比十年、二十年前都少了很多。90年代，开一个私人诊所每年的营业额可以稳稳地超过百万美元，而现在，很多私人诊所被迫关闭，医生受雇于大型的医院联盟，拿着每年10多万美元的年薪。你可以说，与社会其他人相比这已经是不菲的收入，然而和十几年前这些人自身相比，同样的行业和机会下，能赚到的钱少了很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造成1%精英群体现在的尴尬境地。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精英，非常优秀。他们的父母会说，我的孩子是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名校毕业的，在美国排名前列的律师事务所做合伙人，有两个孩子，在黄金地段买了房子，他们是我的骄傲！然而你一旦和他们详谈，就会发现他们过得并不宽裕，常常会唉声叹气，大吐苦水。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精英群体的要求高，而应该客观地看到他们的发展空间和生活质量在这20年内被不断挤压，造成他们想维持和自己身份相符的生活水平非常的不容易。

困扰着美国1%精英群体的危机根源在哪里呢？其实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时代变化”。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行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可能是政府导致的，例如奥巴马医疗法案对私人诊所的影响；有些可能是国际化导致的，例如很多制造业机会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个趋势甚至蔓延到了服务业；有些可能是科技导致的，互联网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彻底打破了地域隔阂，各行各业都获得了很多新的选择，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和客户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成本更为低廉的选项。

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这1%的精英群体也要面对这么一道难题——未来的路要如何走下去？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如何解答这道题目很迷茫，因为似乎现状短时期内很难得到改善，尤其那些诸如律师、医生等专业性很强的从业者，他们已经投入了很多时间自己的工作上，转换“跑道”的成本非常高。所以他们常常会和孩子探讨说，你们可能要重新考虑你们的未来，因为父母走过的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和行业，也没有永远高枕无忧的工作，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高。今天的父母可以为孩子的未来做哪些准备？每个人如何适应正在改变的工作属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断自我增值，不断创新突破，才能获得自己所在年代的最佳机遇。

黄征宇

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美国白宫学者、亚洲协会21世纪青年领袖、考夫曼基金会学者、萨尔兹堡全球论坛学者、宇沃资本美国董事长、英特尔前董事总经理。

10岁随家庭从上海移民至美国，拥有特别的东西方经历，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也对华人融入美国社会、职场、学校的种种挑战了如指掌，他一直致力推动资本、商业、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