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开车两小时去见了一间有60年历史的教会学校。学校在当地很有些名气，而且因为毗邻一所全美著名大学，一向生源很好。但是，90年代以来人口的变迁和教育市场的变化，让他们的经营状况一直很不乐观。中国留学生业务越来越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可惜的是，学校已经合作过的中介送来的中国小留学生都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给教学运营带来的困难已经超过了新增学费能给学校带来的利益。而我过去四年里创建和运营过一个寄宿制的中国学生留学中心，是留学中心里规模最大的一个。我接受过不少中国来的“后进生”，并亲手把一些failing的学生培养成B+。因此，戴维学监希望与我谈一谈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知道戴维肯定会谈到提高留学生学费的想法。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应该怎么和戴维展开今天的话题。提高学费，其实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戴维描述的中国学生问题是最常见不过的了。

• 首先，这些学生都有英语语言问题；

• 另一方面，隐藏在语言背后还有更深的学科问题。

•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社交问题。

小留们在学校里不说话，或者很少说话，只有在中国学生之间，才存在和他们的年龄相称的社交交流。美国老师和同学们感到他们很不一样，因为这些中国孩子在学校的社群中显得像是一座孤岛。

“你们试过什么方法来改变他们吗？”我问戴维。

“我们把他们分在不同的班里，也给他们分配学习小组等等。但是中国学生很内向。”戴维说。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其他中国学生？”

“有。附近大学有中国学者的孩子在我们这儿。有两个孩子的家长是在这里短访的学者。”

“那两个学生有同样的问题吗?”

“那两个孩子没问题。语言上花了一段时间适应，但很快就赶上了。其他方面都很不错。”

我已经可以断定，这几个独自来美的小留学生们是社交心理上的问题了。我告诉戴维，中国孩子并不内向。中国学生在社交的成熟度上有可能显得低于美国学生，但这是个表面的现象。这些孩子显得孤僻，是因为他们进入新的社交环境后，没有形成足够的社交安全感。这个新安全感的建立，需要情感绑定（Bonding），这是一种心理上相互接纳的过程。在小留和学校之间搭建这种情感绑定，需要了解一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心理差异。

在我看来，每个人的社会意识可以分三层。内层是自我，是绝对私密不予人分享的区域；中层是近我，是会与好友家人分享的区域；外层是远我，是对外公开的区域。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自我界定虽然有差别，但最大的差别在近我层。我给戴维画了下面这张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近我层比较宽，达到这一层所要求的分享内容也会比中国人要求的浅一些。此外，中美之间近我层的深浅也有差异，见下图：

当中国小留学生来到戴维的学校，住进寄宿家庭时，是情感绑定的最佳机会。但这个过程很少能顺利完成，因为周围的人会用美国的方式去对待中国学生，对于近我层与美国人相差甚远的中国学生，这样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中国孩子情感绑定所需要做的事情，以及具备的心理准备。今后戴维他们培训教师和筛选寄宿家庭时，这些知识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接下来聊的就是中国的留学中介了。对此，戴维一股脑说了很多。他们联系的第一家中介，乍看上去不错，能力也很强。第一年送来的学生是从其他州来的转校生。这些转校生除了开口能说些带口音的英语之外，都有很大的学习问题。老师们发现，他们的成绩单是合格的，但前期课程都像是没有学过一样。他们很可能在原来的学校就有学习困难，被学校要求退学，中介只好把他们转出来了。于是戴维针对新的申请者加了托福要求和Skype面试。

中国的中介把学生送来就基本上不再负责了，除非学生必须退学。戴维的情况还没到这个地步。他对中介的最大抱怨，就是中介根本没有能力提供所承诺的入学后的支持。他曾经尝试让中介介入以往几个学生的工作，但发现根本于事无补。学校自己也在考虑招聘自己的中国学生辅导员（Counselor），但在目前的规模下，学校是没有财力可以负担这样的新岗位的。

谈话中，戴维把招生主任安吉也引进来一起聊。安吉是学校唯一负责中国项目的人，涉及这几个学生的任何事务都必须通过安吉。我的经验正好对安吉有帮助。

安吉的发言给我更大的触动。她毫不避讳的认为，中介的目的就是挣钱，她知道中介在接受学校的学费返点之后，还向学生家长收取其他的费用。这些费用有些是合理的，但很多则不合理。条件差一些的学生，什么事都会倾向于付钱解决，他们的父母也愿意付钱给任何要求付钱的项目。很多条件还不错的学生的家长，也是宁可付款。这些都是学生跟她谈到的。

“如果我们向中国学生收更多的学费，我们可以雇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他们。”安吉说。

“增加收费是一个解决办法，但不能保证招来的新人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而且设立新的收费就必须保证有新的结果。如果学生交了费，却达不到他们的目标结果，该怎么办？”

“感谢你今天谈到这些。这应该是我们的新的起点。”戴维若有所思。

会后安吉带我看了整个学校的情况。过程中正好碰上学生们下课，楼道里满满都是穿着蓝白校服匆匆赶课的学生。为了让学生们先走，安吉和我站在角落了等，我也趁机观察一下这个学校的学生构成。楼道里是清一水的白人学生，衣着整齐，行为有秩序，相互之间友善，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成熟的自信。我只见到两三个东北亚面孔，除此之外，没有见到其他族裔的学生。看来这个教会学校是很挑学生的，尽管他们的学术并非超强的那一类。他们的挑选，似乎很注重精神层面的素质。想到那几个中国留学生，我替他们庆幸。这个学校其实是他们再好不过的落脚点——人员友善，学术压力不高，便于人生地不熟的中国孩子展开新的圈子。

戴维的谈话，其实也说明了一点：美国高中并不了解中国留学生。因此，除去社会心理和中介方面的问题之外，小留学生还要面对三个挑战：课程差异，学科英语能力和生活。

>>> 大部分的美国高中，对于中国学生抵达美国之前的学习内容是不甚了解的。

中国学生的成绩单上普遍写着七年级英语、八年级数学或者九年级物理这样的课程和考试分数，却没有明确标明这些课程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比如：

• 七年级英语对英语文学的涉及程度，英语应用文写作到什么程度；

• 八年级数学里面是否涉及代数的几元次多项式因式分解；

• 或者九年级物理是否包括基础光学等等。

有的学校简单地把新来的中国十年级生排进美国生化课程，结果造成中国学生很大的成绩后退。通过为学校详细分析中国学生成绩单，可以解决安排选课的问题。

>>>中国学生另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是学科英语能力的欠缺。

一个学生即使前置课程学得很好，托福考到110分以上，他进入美国高中后还是会很难听懂大部分的课堂内容。这是因为他的学科概念本来是以中文形式存储的，换到英语环境下，他的接听和思维能力都变慢了。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他有机会把这些概念通过英文形式学习、思考和再存储一遍。我曾经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美国高中学科核心概念近2000条，分科给学生列出、串讲，并给出一条思考和记忆的主线，再让学生课后反复复习。这个过程在学生来美前的暑假完成，大概需要两周的时间。

认真经历过以上学习过程的学生，再进入美国课堂就会显得轻松多了。我注意过这些孩子在课堂上的情况。他们常常在课上仅听懂了20%的讲课内容，但这些恰好是那堂课里最关键的概念词汇（已经来美前学习过的），所以自我感觉是听懂了50%。在课后的考察时，我发现他们其实真正听懂了的，不是课堂内容的50%，更不是20%，而是80%。It’s amazing!

>>>生活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一个懂运营的头脑。

生活问题包括一系列的小事、杂事，在我的经验里，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其实是操心最多的地方。这些事情包括：

• 每天的饮食、交通

• 每周的课外活动

• 每月的外出文化融入活动

• 每年中最重要的三节（感恩节、圣诞节和中国新年）

• 整个高中期间必须的考试安排、大学访校和申请等

要做好这些，你必须有一个懂运营的头脑，把所有的事情按计划安排好，到点执行，有应急预案，这样周而复始，习惯产生效率。

我过去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学生在我管理下的2-3年做成一个3x52周的生命周期时间表。每学年的第一周从8/15左右开始。学生的活动安排，按周为单位计量。我知道第一年的第32周应该开始备考SAT，或者到第43周应该经过初考，等等。

以戴维和安吉为代表的美国校方遇到的困难，从根本上说是缺乏一个合适的运营模式。这些招收小留学生的学校，自身的习惯还是学校现成的运营模式，对于中国学生带来的新要求，没有足够的经验。这并不是单纯提高学费能解决的，责怪招生中介也于事无补，因为招生中介从来没有介入到项目的运营中来，对于这些内容没有提供帮助的可能。

小留们自身遇到的挑战，很多都是技术问题，读了前面的内容后，看来解决已经不难了。但是，无论是课程问题还是生活问题的解决，都是很耗费人力和时间的，学生的学习模式多种多样，性格各有不同，真正操作起来，还需要你有很大的耐心。对于不同的学生，你也许要想不同的办法。

小小年纪只身到国外读中学，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为了让我们的孩子顺利地适应国外的生活，需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