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中国人对高考“冷嘲热讽”的今天，美国人对本国招生制度也早有不满，听听美国教育专家是怎么吐槽大学招生制度的吧。
疯狂的录取季刚刚过去，美国名校的录取通知单已经到了学生手中，学生和家长忙着选择学校，很少有人意识到应该打破这些名牌高校的录取机制。
招生人员是一群怎样的人？
决定学生能否入学的大权，掌握在一群训练有素、充满活力却令人恐惧的年轻人手中。这些招生人员走遍世界各地，讲讲学校优势，放放宣传片。招生主任从旁监督，一般德高望重、经验丰富。
真正教学的一线教师反而没有任何招生决定权。即使在常春藤盟校，也很少有教师讨论录取某个学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许多招生人员确实很有能力，但一些落榜的学生比他们更有天分、更有趣。要知道，最聪明、最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是不会待在招生办公室的。
什么样的学生更受青睐?
很多学生的GPA、 SAT、 ACT成绩很高，以为高校会按成绩给申请者排序。其实不会，他们顶多会按照种族、民族、国籍、性别来给申请者分类，每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除了这些人口和地理因素之外，高校还需要一些特长生加入运动队、器乐队。毕竟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都不能错过，同时也给校友子女这类“关系户”留条路。不靠校友捐助的学校，则需要考虑学生的经济实力，能否负担得起学费。
另外，和很多招生培训班的老师讲的不同，高校更多考虑组成一个完美的班级，而不是招到一个完美的学生。这并不代表学生的考试成绩不重要，名牌大学总要保住它们的排名。
1996年，美国西北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政治学家帕特里夏·康利( Patricia Conley)做过一次实证研究，他发现，招生人员一直声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选择学生，但入学考试成绩、高中平均绩点、种族、性别、民族、财产等仍然是录取与否的决定因素。
如果成绩不够突出，不建议你选择热门学校，除非你是某一领域的佼佼者，学校才有可能为了你降低标准。
即便成绩优异，家长和老师仍会要求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志愿服务，纯粹为了充实履历。
高校需要能鉴别学生才能和潜力的招生人员
没人会在乎优秀的诗人、小说家、漫画家的高中物理成绩，也不会要求他们必须考进名牌大学。他们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可能只是游荡在马路上的街头艺人。但是一旦他们高分考入名牌大学，就会得到意外的赞赏。
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哥伦比亚大学能培养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这样的诗人，谁会在意他的数学成绩呢?谁会在意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利安·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高中时对欧洲历史是否感兴趣?
目前的招生制度可能限制学生的创造力和好奇心，很少有学生愿意在课堂上挑战老师的权威。大学成了高中到研究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学生找工作的工具。很多有天赋的学生落选，他们在其他地方也能茁壮成长，成就一番事业，但在招生制度面前，他们成了“不合格”的人。
招生制度需要改革吗?改革意味着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招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学生的素质，这项重要工作应该留给优秀的年轻人，建议3到5年更新一次。
高校应当招收什么类型的学生，这是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和艾姆赫斯特学院的录取标准自然不同。高校需要能鉴别学生才能和潜力的招生人员，由他们从35000名申请者中筛选出3500人，教师委员会再从中选出2000人，供各专业选择。
改革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包容的环境，让喜欢写作、计算机、物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球科学和经济学的学生都能进入名牌大学，聚在一起用最具创意的方式发挥各自所长。
对那些有非凡艺术天赋的学生，高校可以借鉴茱莉亚音乐学院或库伯联盟学院的招生方式，让有实力的学生进入面试，由专业教师进行评估和筛选。
考试成绩有参考价值吗?
美国基础教育一直采用高标准测试，将学生划分为“天才的”、“一般的”和“有挑战性的”几类，“有挑战性的”不过是“呆”、“傻”、“笨”的代名词。这些标签从小就被加到学生身上，影响着他们对自身的定义和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大学之前，学生们还需要接受IQ测试、ERB考试、SAT、 ACT等，将学生的能力转化为数字，将人归类为不同的群体，学生的未来因此而千差万别。
这些考试很难衡量学生是否有才华，顶多能看出学生应试的熟练程度，答出考官心目中“正确”答案的速度，甚至能影响你大一的成绩。擅长考试的人应付大学考试自然不在话下，但这些考试能测试出学生的智力、创造力和潜能吗?
一百多年前，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让学生从实际生活中获得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现在一些中小学校借鉴这一理念，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团队精神，比如纽约银行街儿童学校。
另外，学生们应该明白“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不是能力不够，而是需要多加练习，更努力地学习。伟大的老师应该让学生在失败后重拾信心，相信成功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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