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11天就求婚，结婚后只一同生活两周便天各一方，在之后的两年半都没再见过面。 这样的跨国婚姻，有太多理由让移民局拒签妻子的配偶签证。更何况双方是这样的背景：丈夫幼年遭父亲遗弃，母亲频繁再嫁，读完10年级便辍学，职业是餐馆的临时帮厨；妻子是浙江一间制衣厂的女工，离异带一个女儿，英文极其有限。我在来仲裁庭之前，也推测这必是一场一方为钱一方为绿卡的假结婚。可当我看到复审申请人Josh的那一刻，却开始下意识质疑我之前的判断。这是一个脸上有着温暖笑容的澳州年轻人， 整洁的灰衬衫上恰当地配着一条粉色条纹领带， 肩上斜挎着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的帆布包， 他小心地搀扶着年迈的祖父母在旁听席就座，然后友善地冲我一笑 ，“How are you?”我笑着回他一个问候，看着他有些局促地坐下来等着开始，问了一句，“紧张吗？”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然后赶紧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掉，回过头问他的祖父母，“要喝水吗？”祖母看看他，含笑说，“不要，要啤酒。”我扑哧一声笑出来，Josh好像顿时放松了，像看着小孩一样温柔地对祖母说，“Maybe after（结束之后吧）。”我看看那个满头银发的慈爱祖母，她俏皮地向我眨了眨那双善解人意的眼睛。

　　因为太多人利用假结婚来获取澳州永久居留，澳州移民局对跨国婚姻，尤其是双方缺乏共同语言的跨国婚姻审核极严。在复审听证的两个半小时里，仲裁人准备了100多个问题问这对婚姻的真实性受到考验的异国夫妻。所幸的是，Josh和她的中国妻子努努（Josh对她的昵称）不是网上认识的，而是经由努努在澳州的亲戚的介绍，这给他们婚姻的可信度增加了几分。经过两个月的短信和邮件（借助谷歌翻译）往来，他们决定在香港见面，而就在见面后的第11天，两人决定结婚。两周之后，当时失业的Josh不得不回到澳州找工作。但因为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技能，只能在餐馆打杂，收入也不稳定，经济拮据迫使他们在分开之后的两年多都无法见面。Josh诚实地告诉仲裁人，因为一周只被安排工作15小时，自己又不善于存钱，在银行里存款最多，足有1400块的那次，他托人给努努带去了1000澳币和一双鞋。

　　不过仲裁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如何能进行有意义地深层交流，Josh 想了想，说，“Try, error, then find another way(尝试，犯错，然后寻找另一种方式)。”说实话，听着一个只读过10年书的人说出这样得体的话，我有些惊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Josh的妻子。仲裁人把电话打到中国，问了她很多问题之后，突然停下来，向我做了一个不用翻译的手势，然后让Josh和他妻子说话，Josh腼腆地问，“你今天过得好吗？”“欣欣（努努的女儿）放学了吗？”“妈妈（努努的母亲）今天有跳舞和打麻将吗？”电话那头的努努一直笑着说“Yes.”看着Josh询问的眼神，仲裁人微微一笑说，“继续！就当我们不存在。”等他们又聊了几句之后，仲裁人把同样的问题问向努努，“我无意冒犯，但我想知道，你们只能进行简单的对话，如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努努沉默了一分钟，再开口时声音里透着哽咽，“Josh自小失去父爱，没有家庭温暖，我也来自单亲家庭，现在又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艰难，Josh是个简单善良的人，和我一样喜欢简单的生活，对我非常好，尽管我的英文不好，他在这两年坚持每天给我打电话，就是问我今天过得好不好。 我盼望能够过来照顾他，给我们彼此一个家，在我心里最幸福的画面就是，我在厨房做饭，他在客厅看电视。”我翻译完之后，Josh抽出一张纸巾捂住了脸，身后的祖母也在悉悉索索地擦眼泪。仲裁人抬起头来向我的方向看了一眼，眼里有淡淡的笑意。 我相信，仲裁人和我一样，在见过太多功利的、欺骗的，充斥家暴的跨国婚姻后希望能偶尔见证一个真实的、纯粹的，只是因为爱情的婚姻； 这一刻，我愿意相信爱情，相信这样朴素的爱情是真挚的，而真挚的爱情可能真的不需要太多言语。因为爱情，我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