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肖经栋

最近一年，我走访了中国上百所国际学校/国际部。在接触学校时，国际学校/国际部的负责人普遍感到头痛的是，国际教育是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的深度参与，但中国家长对留学是重申请结果，弱孩子成长，心态焦虑少平和，和学校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不少学生对此也很是苦恼。一位就读于美国名校的学生告诉我，高中三年，她跟自己父亲一直处在“斗争”之中。这位父亲无法理解女儿上了国际部后，学业为何会如此繁重。因父亲认为就读国际部应该是整天开心地玩，不像参加高考那样需要不断刷题。

仔细分析现在中国社会对留学的评论，会发现很多焦虑的问题其实是聚焦在留学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典型的问题是，花几百万元留学，回国后月薪几千是否值得？如果站在要找到好的工作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性价比不太高。但如果从个人成长角度来看，那未必是这个结论。为此，留学的初衷会直接关系到对留学的理解以及期望值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往往会容易被忽视。

       留学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现象。

 在深入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过程。出国留学在中国具有上百年历史。成规模的留学最早是从留美幼童开始，之后有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日本留学，以及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等。

这些早期的留学多是由政府来主导或者参与，其选拔出来的学生无疑是中国的精英。中国政府让这些学生出国留学的目的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社会管理、军事等知识，加强和西方国家的沟通和联系，让先进的东西为国家所用，使国家更加强大。由于有政府的资助，这些学生则多出自重视教育的家庭，有些学生尽管家境贫寒但也能够有机会去留学。早期的出国留学是政府行为，目的在于自强，使得留学生回国后颇受青睐和器重，前途光明。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后到80年代，中国大陆的出国留学是处在停滞状态。而在80年代后，中国则兴起了新的出国热潮。这个时候出国热潮要么是政府资助的项目，要么是学生自己能够申请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此时的中国社会整体比较贫穷，光是一张飞往美国的机票费用便让很多家庭一筹莫展，少有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留学的支出。因此，这时出国的中国学生也仍然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人群。

这个阶段的留学初衷，要么是政府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社会管理制度等，要么是个人需要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为此，这个阶段的留学生也仍然颇受青睐和器重，同样前途光明。

从上述可以看到，早期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由政府来主导，目的明确，留学生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经济负担也是比较轻。

 这种留学状况在2007年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开始有大量的中国初中毕业生，因成绩不佳无法考上中国的普通高中，而选择就读中国的国际学校/国际部或者外国的高中。由于高中阶段不属于中国九年义务制教育阶段内，国际学校/国际部办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收取高额的学费，使得举办国际教育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在多种有利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国际教育发展迅猛，留学开始出现了由家长/学生而非政府主导的社会现象。

 每年，中国大概只有一半左右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到高中就读，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但为何会在2007年开始出现中考落榜学生纷纷就读中国的国际学校/国际部或者外国的高中这种社会现象呢？这跟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密切相关——一部分中国家长能够支付高额国际教育学费了。时间一久，在中国便形成了就读国际学校/国际部的中国学生是成绩一般但家境好的印象。

这部分学生之所以要出国留学，实际上是无奈的选择，跟之前出国留学是知识精英人群的主动选择大不一样。这样一来，在中国出国留学则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最为优秀的学生，如中国一些学生同时拿到MIT和清华大学的offer，便是这种典型；另一种是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因无法在中国上普高则选择去就读国际部。

深入分析后会发现，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可以在国内名校和世界顶尖名校之间有很多的选择机会，心态容易平和。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出国留学则是无奈之举，现阶段中国学生无法上高中乃至大学，对于中国中产阶层几乎是一件比较难接受的事情，差生出国留学则是焦虑中的选择。中间段学生能够上普高，但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则选择就读国际学校/国际部，这类学生的家长最容易出现焦虑状态，其留学初衷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最近两年，我直接访谈接触了几百位学生，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一些拿到藤校或者美国TOP10大学offer的学生，其在初中阶段的成绩并非是名列前茅，年级名次常处在前30%上下。但这些学生家长对国际教育有比较理性的理解，注重孩子长期培养，挖掘孩子的个性，最终会有很好的申请结果。而一些家长注重孩子标化成绩提高等外在的东西，重视名校申请，最终反而会出现孩子全部被名校拒绝甚至上大学后退学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留学热出现大学扩招后的类似社会现象，即留学的含金量在降低，厌学和重教两个极端现象并存。中国大学在1999年扩招后，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大学文凭的含金量在下降，大学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用人单位更看重985、211这些名校的毕业生。

而这些对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中国政府部门对公职人员的逢进必考制度。社会的用人和评估机制更加侧重学生本身的能力和水平。从这点来看，中国对留学的理解必然会更加理性。

留学不再是给个人履历贴金的事情，更需要注重学生自身能力的培养。通过这些淘汰机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初衷要更加理性，同时也为外国大学录取中国学生提出了更多挑战。

中国留学从政府主导转为由家长/学生个人主导的社会现象，也就十来年的历史。由于家长对孩子留学初衷存在更多的功利性，加之对外国大学教育体制的不熟悉，留学费用的高昂，留学后前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现阶段的留学普遍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中。这种焦虑状态的消除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核心还是在于家长对留学初衷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