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赳赳   刘道玉

来源：本文摘自《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新周刊》出品

当77岁的刘道玉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

77岁的刘道玉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仍然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与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迟缓了许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风后无法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时期，著述不断：《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5册)以及大量的学术随笔，无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

不再是所有学生都认得他了。22年前，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1981年至1988年间，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而这个有着外交官风度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进派。即便今天看来，也没有一个校长比他做得更好。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校长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这些力排众议维护学生的立场，使得校长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成为响遏行云的一道风景线。学生的求知欲和自我信念被点燃了，他们组成讨论会，在多学科前沿探讨问题。只要学生邀请，他一定参与讨论，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一代学人的幸运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

从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气说，80年代任职大学校长的人当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刘道玉说到激动处，声音提高了许多，双手大幅摊开，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温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写东西思考问题，都是从心所欲。”

对于他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外界有很多说法。所有说法都集中于两个：一是他与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与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作怪。在刘道玉的少年时代，老师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但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刘道玉找到了“士”这种品格。“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品格的激励下，刘道玉未将大学校长当“官”来看，他也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但最后，学术逻辑还是输给了官场逻辑。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刘校长招进来的，但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却是另外的名字。”

官场逻辑的胜利，使刘道玉伤透了心。他拒绝了许多所大学出任校长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还必然处在体制内的领导之下。这也是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愚忠的、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谢幕。这位从不以权谋私的校长既不是博导，也没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经费，没有人援手的情况下，刘道玉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而他更是用创造之理念重新书写大学之精神。

学生心中的大师

武汉大学不愧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仙山琼楼绕上、玉树碧湖盘下。胡适当年赞道：“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至今，仍有学子自诩自己校园最美，而在参观武汉大学后噤声。

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没错，武大学子从来没忘记过他们的老校长刘道玉，在樱园咖啡厅，刘道玉的著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如果说1981—1988年主政武大是刘道玉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此后22年间，他在创造性教育和高校研究上，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则是另一个高峰。

“刘道玉”在武大学子心目中是个传奇，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有时校方不批最好的会堂给用，但学生们自有学生们的办法，给看门的工人送烟递酒，遂放行。

刘道玉成为传奇，奇就奇在他始终与学生一个立场，赞成学生自治、实践唯才是举。他在书中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

2008年3月22日，他关闭了讲座。“鉴于身体、年龄，我不适合作大范围的讲座。”每次外出，老伴高伟都很担心，刘道玉举着手机说：“这就是老伴呼唤我的通话器。”

当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讲到这个场景，刘道玉脸上的神色豪情万丈，露出开心的笑容。

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大学之魂是校长

时至今日，刘道玉仍能脱口而出至少200位学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把他的优秀学生作为创造性教育的案例来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他下一步的工作。他对教育的洞见，不避名贤，客观公正，他评论孔子：“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论。”他评论蔡元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

武大毕业的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这种影响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现为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的王景春回忆说：“我经常去湖北美术学院听讲座，跨校也能算学分。”

作家野夫忘不了自己蒙冤在武汉坐牢的情形，老校长和同学李为去看他，监狱长得知是老校长来看学生时，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刘道玉当年受聂华苓搞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影响，率先搞起了作家班，与时任作协主席王蒙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的理念不谋而合。“野夫是作家班的学生，我很欣赏他的道德文章。”刘道玉谈起得意门生来时，仍是满脸动情。

刘道玉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最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当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显然，官位与学位、权术与学术，在这种“待遇”上已有了分野。刘道玉，这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大学校长“路石”的原型，“隐居”武大22年，但却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

专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大学之美在哪里？

采访整理/胡赳赳

象牙塔是做学问的最佳境界

《新周刊》：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现今看来，大学的美育功能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刘道玉：美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类的历史上，宗教在兴办学校、传播知识和陶冶人的善良的美德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没有原生的宗教，绝大多数人也不太信仰宗教。因此，蔡元培先生1917年发表一篇文章《论美育代替宗教》，是从中国情况出发，对于陶冶人们高尚情操有着巨大的作用。可是，美育在中国一直是命途多舛，蔡元培这篇号召响应者也不是很多。解放以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统统被取消了。美育真正在教育中得到重视，恐怕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才逐步恢复。但是，美育在中国教育的状况不是很令人满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我是北大校长，首先恢复蔡元培提出的校训，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理念办学。国外大学一个好的理念，沿袭几百年不变，我们中国不行，再好的理念也会因为制度的更迭或领导人的变更朝令夕改。中国官场上有一个恶习，就是后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东西也不继承，要别出心裁的提一个口号，哪怕是蹩脚的他也要提，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啊。

《新周刊》：“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当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甚至是产业化教育转变时，“象牙塔”变成了“权力之塔”、“金钱之塔”，这也意味着大学美学趣味的迁移——由学术之美变成了权力场和名利场。

刘道玉：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诞生了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自发产生的。那时候，某个学者发明了一个学说或新技术，于是他就到大庭广众向人们宣讲和传播。最早的教师就是这样自由演讲的大学者，最早的学生就是对演讲感兴趣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了大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大学的起源来看西方大学的精髓，西方大学的历史近千年了，起源就是自发的，自发的就意味着它有独立权，不受政府管辖也不受教会干预。经过千年的延续，西方大学的精髓就是十个字：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这是大学精神之美，这种精神又是导致发明创造之美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有评论说：“艺术大师罗丹首先的创造家，其次才是雕塑家。”罗丹一生作品林立，在巴黎罗丹美术馆展出的300幅精品，件件都是美如冠玉之作，也是创造之美的再现。

大学之美还表现在环境美。古代格言说，天下名山寺占尽。我觉得从选址来看呢，大学和寺庙是一个思路，就是要远离尘世，静心地修炼和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当年，我们考入武汉大学时，没有公共汽车，都是碎石路，但是进了武汉大学就觉得进入仙山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湖光山色，琉璃瓦宇，美景片片。现在环境也不美了，已不是圣洁之地了。

追求真理应该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我们怎么样营造追求真理的环境，就是远离功利的象牙之塔。例如，法国年仅30岁的律师费马，于1638年提出了一道数学猜想题，曾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世界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用了7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358年未被证明的费马大定理。在1997年成功的那一刻，安德鲁该是多么的高兴，那是获得真理后最美妙的感觉。

我必须强调，象牙塔式的精英大学与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应用型的大学，是并行不悖两种类型，各有其自己的使命。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大学都进入象牙塔，也不需要每个大学都走出象牙塔，切忌一刀切。世界上那些顶尖级的精英大学，无疑是符合美的标准，是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楷模。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90年代初是大学美丑分界线

《新周刊》：中国的大学，在你看来什么时候是美的？

刘道玉：中国大学的起源要追溯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早应是1861年的京师同文馆，后来合并到京师大学堂。武大和北大抢第一是没有道理的，我是不赞成的。心思不用在做学问，靠搞校庆造势来争第一，没有一点意思。应当说，在中国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美丽的大学，或者有某种程度上美丽的大学，这是我的评价。

首先是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前的30多年。从蔡元培等人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大学是美丽的，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己任。最典型的是在战乱年代组成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她却是最美丽的大学。在8年的办学中，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毕业生中涌现了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1个两院院士。

第二段是解放以后到1956年，新中国大学历史上短暂的美丽一面。那个时候真是党风、民风、学风最好的时候，我们进了大学，就犹如进入到一个梦想剧场。每个人都有理想，不是要当爱因斯坦就是诺贝尔，要么就是居里夫人。同学之间没有互相猜疑，亲密无间、亲如手足。那个时候就是一帮一共同进步，没有谁对谁保密，看到别人好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吃的是小灶，四菜一汤端吃端喝。我们不仅不收学费，而且书籍费、讲义费、电影票、洗澡票、理发票全是发的，生了慢性病还可以住疗养院。那真是精英教育，我是从农村来的，过去的地主都过不到这样的生活。

第三段是1980年到1987年这一段，这不仅是武大的黄金时代，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在国家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号召下，人们解放思想，大干快上。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砸碎了头上的紧箍咒，你能想象知识分子的心情该是多么舒畅。实验室昼夜灯火通明，人们争先恐后的拥入图书馆、阅览室，旷野、草地和林间小道处处是琅琅读书声，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新周刊》：后来怎么又变丑了呢？

刘道玉：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运动、五大歪风。

所谓三大运动：一是从1993年开始的大学合并运动，第一所合并的大学是南昌大学，先后由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江西医学学院合并而成。南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年错误的把南昌大学取消了，江西为了建设自己的名校，合并后顺利的进了“211”工程，从而掀起持续至今的合并运动。

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1998年5月4日，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领导人号召要建设中国若干所一流大学，从此开始了千军万马争一流运动。什么世界一流、中国一流、中西部一流、东部一流……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三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运动。1999年扩招了52万人，相当于增加了52所万人大学啊，不得了。当年的扩招率好像是49%，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纪录，重复了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

何以见得这三件大事就是运动呢，我们不妨回顾历次运动的情况，大凡运动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层层部署、层层动员；第二是下边一窝蜂，一呼百应，争先恐后；第三是媒体大造舆论，推波助澜，没起到好作用。

五大歪风是什么呢？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风是不见其形只见其影的东西，它们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每当我看到这些情况，就痛心疾首，没有办法啊！尽管他们没有说是运动，但按照运动特征看他们地地道道是在搞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指导高等教育。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学最烂的时候，合校、建一流、大学扩招、大专升本科、乱改名、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大学之丑：乱、脏、臭

《新周刊》：现在丑陋的大学有哪些表现？

刘道玉：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

乱——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现在大专、专科院校也都成为大学了，它们都只是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从本质上亵渎了大学的真谛。大学之乱，怎么个乱法？请看：独立学院不独立(他是二级学院，但又不隶属某大学，说它独立吧，又要接受母体大学的限制。)、成人教育没有成人(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变相搞文凭教育赚钱。)、函授学院要面授、自学考试要上课(集中阶段上课，考前搞串讲，实际上是变相漏题。)、普通大学乱篡位(很多地方大学也要搞一流大学，也要建研究型大学，大量培养研究生。)、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搞应用型研究，办培训班、办分校、搞开发区等。)。

脏——肮脏，个别导师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潜规则，院长上妓院，大学教授组织换妻俱乐部，这不肮脏？博士生导师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潜规则：学生只能输不能赢，简直是斯文扫地！

臭——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还不臭吗？而且现在经济腐败、学术腐败暴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保护伞。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同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应用研究院，基本上没有在报纸上被披露学术剽窃的。很显然，学术剽窃具有高等学校的特征性，这就与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对学术腐败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我所谓的臭是什么呢？铜臭，衙门臭。用这两个臭来概括现在的大学很形象，铜臭不用说了，一个知名作家在某重点大学兼职3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说这个大学就是一间大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赚钱，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洞察入微啊。后来，他又自费到俄罗斯考察月余，俄国人告诉他，现在的俄罗斯只有莫斯科大学和圣女公墓是干净的，而我国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没有了。

大学校长六标准

《新周刊》：你眼中的大学校长标准是什么？

刘道玉：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会给大学赋予美感。我眼中的大学校长标准有六条：第一要接受过精英教育，从事过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一定的成果，要有严谨求实的学风。但担任校长以后，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了，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必须是教育家，名大学必须是名教育家，要精读过教育经典名著，有自己教育理念，按照教学规律办事。

第三必须是理想主义者，锐意改革，追求终极目标。理想主义你可以叫它是幻想主义，也可以说是乌托邦。为什么大学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主义才追求终极目标。只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这是逻辑关系。同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立志于改革，改革与守旧是一个理想派和现实派的分水岭，现实派就是维护现状，理想派总想改变现状。我之所以立志改革教育，执着的研究与实践创造教育，就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第四大学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为数不少的大学校长不热爱教育，不热爱学生，因为现在校长的任期制是按照干部的任期制，四年一换，像走马灯一样地被任命和被换下。

第五校长必须要有很强的决策、洞察和管理能力。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不在于他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而是要知道需要变革什么，什么时候是变革的契机，这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们选大学校长的弊端，唯院士是选，院士虽然是某个学科著名的学者甚至是权威，但校长工作并不是用他的专门学问。

第六必须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学生、教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本来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大学校长应具备的条件虽然不止这些，但我觉得如果能符合这六点，那一定是一个很合格的大学校长。

《新周刊》：我国大学的2500亿债务，谁来买单？

刘道玉：债务也是个灾难，2500亿啊，按照公司破产法这些大学都该破产了，利息都还不起了，谁来买单？都是公办大学，当然由国家买单，但是国家买单又不公平，因为巨额债务都是腐败、浮夸造成的，由纳税人给你买单，对于没有债务的学校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主张允许债务沉重的学校破产、拍卖，允许国外来购买。最近5年，美国有66所大学破产，既有公立也有私立的，既有专科的夜有本科的。这样做一举两得，第一减轻了我们国家的债务负担，第二就是加快了国内私立大学的进程。如果按照我们国内民办大学的路子走下去，100年都出不了高水准的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选一两所债务重的大学，把他们拍卖了，美国一流大学买了，又有什么不好呢？他们搬不走啊，还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有什么可怕的呢？用他们的钱、按照先进的办学理念，培养我们中国的人才，这才是真正的对外开放啊！

不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何谈改革？

《新周刊》：有人形容，中国面临教育灾难。你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有人甚至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这是否过于耸人听闻了？

刘道玉：是不是灾难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俗话说“当事者迷，傍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人往往由于本位主义或是利益所限，当然他们不可能看到问题之所在。但是，危机是客观的，真正热爱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教育灾难是个笼统的概念，承认危机也不甚什么可怕的事。灾难也就是危机，包括哪些方面呢，人们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现在有句话，挨骂的最多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小学骂的人少。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自我安慰，宣传秀，实际上还是应试。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说，光骂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人们并不是光骂，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所以我说现在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教育部到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现在的大学教授们、院长们也还是考虑择校啊，据说某大学四个教授常年雇一个小轿车，把孩子送到市内上重点，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为什么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的功利化，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等，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出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新周刊》：过去十年间，在政府的要求下，多数公办大学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招生人数，并大规模开辟新校园或扩建校舍——法不责众，你一己之力，又能何为？

刘道玉：大学合并运动就是逼良为娼，我的观点是：强强合并是不可取，强弱合并似可虑，弱弱合并有其需。当初，合并运动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造学科齐全的航空母舰。但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没有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所以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搞强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大学太多了不好管，合并了以后好管，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合并前中国890多所大学，不是太多，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大了好管还是小了好管呢？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明明是强词夺理嘛。功利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合并以后就进“211”工程，不合并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比如说在贵州，新贵州大学是7所大专学校合并起来，合并之前进不了“211”，合并之后就就顺利进了，而且7所当中合并了4所专科学校，这就戳穿了“强强联合”的谎言。

《诗经》有云：“知我者为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的，我一己之力的确不能改变什么，但我还是会“像子规夜半犹啼血”那样不停地呼唤，希望唤回教育的春天，找回我国大学之美！

在汉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30年。许多人尚没有意思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3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50年，1951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

声明：本文摘自《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新周刊》出品，中信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