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并不长。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与我们北大的差距。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校园。耶鲁没有围墙——一个学校怎么可以没有围墙呢？我们北大不但有围墙，还有门禁，进进出出要查学生证，没证的要查身份证，免得有人背个炸药包来炸食堂——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

耶鲁的房子都老得不像话，James Gamble Rogers在一个世纪前修的哥特式学院，过时得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却仍立在那儿，一矗就是上百年，也不知道拆了重建，白白错失为纽黑文地区GDP做贡献的大好机会。整个校园总是天蓝草绿，鸟语清新。优美的校园环境，造成了耶鲁学生娇生惯养的身体状况：去印度就腹泻，去拉美就痢疾，来北京就鼻塞鼻炎流鼻涕。

北大就很好。在校园建设方面，北大仿佛是一手黑牌的甘宁，加一手方块的大乔——特能拆，拆得乐不思蜀。一直在拆，一直在建，建完了拆，拆完又建。我读本科的四年，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漫天粉尘混夹着中关村的PM 2.5——三伏天出门都不用涂防晒霜。刚进校门时，南门附近在拆，未名湖北在建；将要毕业时，理教在拆，未名湖北还在建；去年我回学校，南门搞定了，理教盖完了，西南门的宿舍又被推倒，而未名湖北还在建……

如此常修常新，不但为京城的房地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极大提高了北大同学对噪音和粉尘的抵抗力，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刻苦学习、迎难而上的顽强奋斗精神。毕业以后，同学们无论是去艰苦的边疆，缺氧的青藏，还是去山西陕西的煤矿，都精神满满，身体棒棒。

耶鲁的课堂都小得不像话。许多课的学生都不超过十人，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课上发言。我上过的人数最少的课，只有一个学生。那是风晴日朗的一天，我迈进人类学系的小红楼，怀着旁听的心情坐进一间窗明几净的大教室。等到了上课时间，发现只有一个人进来——老师；老师发现只有一个学生——我。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了一会儿。老师：“这课，你选吧？”我：“我……”老师：“这课，你选吧！”我：“……”于是我就被迫选了。这门课是亚洲考古学。= =|||

可是，一位教授怎么可以只给一个学生上课啊？只有一个学生课堂，学生怎么睡觉，怎么开小差，怎么构思小说，怎么思考人生啊我摔！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概率，它是百分之一百啊！回答不出来时旁边有同学提醒的概率，它是……鬼魂啊魂淡！

从此一个学期，大眼瞪小眼，如坐针毡。这真是我这辈子上得最认真的一门课。诚然，尽管，那段时间我的学术口语有了奇迹般的突飞猛进……但是一对一的教学，这是对教育资源的多么巨大的浪费啊！

北大就很好。我在北大上的四年课，除了“中华毽”这种神奇的体育课，基本上没有一门课出席人员少于四十人，考试时候经常上百人。这种五十到两百人一起上的单边课堂，可以跷课，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打游戏，可以背GRE，可以思考哲学，还可以男女朋友坐在一起，没事抛俩秋波，你踢我一脚我摸你一下——除了繁殖后代，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上课方式为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不追求个人发展的同学就吃饭睡觉打Dota，好好缓解经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俱疲的身心。

耶鲁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严格得不像话。第一次拿到我那篇讲《尚书》里的羲和的论文回馈时，二十页白纸上一片殷红，不知道的简直以为它不幸被拿去用作卫生用品。老师的修改细致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与任何一个脚注。不断有红色箭头指向页缘，写着这样的批注：

• “关于古文学派，你知道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郑玄真的是古文派的吗？不见得吧……还是马融？谁属于这个学派？为什么？”

• “难道我们没有郑玄之前的注释吗？为什么不从更早的注释开始？换句话说，我在要你考虑这一点：你不按时间顺序安排引用，究竟能有什么好处？”

• “‘尽管《尧典》有神话色彩……’这主要是你的假设吧，我猜？”

• “‘司天’的‘天’也许应该小写？如果是大写的Heaven，它就是一个拟人化的神。如果是一个拟人化的神，它就不可能被人类来‘司’吧？”

• “孙星衍推测它等同于六卿，是基于《周礼》的说法。而《周礼》，你应该知道，是汉代的产物。”

给跪，你妹这白人的古文功底绝对比我强啊……看着这没完没了的一大片批注，完全是累觉不爱想要撞墙的心情。

北大就很好。论文交上去，老师打个八十八分，老师高兴我也高兴。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耶鲁的老师与学生的邮件来往，多得不像话。就算你不发邮件，老师也会发许多许多邮件来骚扰你，多到你恨不得扔一半到回收箱里。邮件内容包括：下节课的阅读材料，要你思考的问题，可能的论文题目，课上提的学者八卦，学术冷笑话，最近学校的访客，无聊讲座，邀请你去他家吃感恩节火鸡，他要出差可能要麻烦你替他照顾他家的狗，还有最近他自己接受采访的剪报……

给你发这么多邮件的老师，也许你会猜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可实际上，发邮件最多的那位老教授，已然七十岁高龄，在东亚圈子里相当有名气。可正是这样一位老师，时常我给她的邮件一按下发送键，就立即收到她的秒回——仿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邮箱，随时准备回学生邮件。作为声望已著的老教授，这实在平易近人得缺乏威严。

北大就很好。北大的老师很有师道威严，越有资历的越有威严。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缺乏威严的老师，非常认真地回复邮件；但总有老师从不回复邮件（也可能只是没回我的邮件）。不仅有不回邮件的，还有一下课，眼看学生过来问问题，拔腿就朝门外跑的……通过不回邮件，不回答问题，不批改论文，他们在我心目中牢牢确立了高大威严的师道形象，让我记住我这样一个小P民，是不配跟高高在上的老师有什么实质性交流。

耶鲁的社团乱得不像话。传说骷髅会，以前的入会仪式之一，就是去坟场里挖人祖坟。什么舞狮协会，冥想协会，藏传佛教促进会，乱七八糟的兄弟会、姐妹会，还有反动分子天天画各版本国家领导人上厕所的漫画。

这一点，我到伯克利以后，就越发严重了。每次美国在中东有什么动向，阿拉伯同学就游行，伊朗同学就抗议。每学期固定有一次研究生罢课，参不参加随意，但反正就是要罢课（老师照常上课，学生可以选择不来）。东校门广场上每天都有一帮不好好读书只关心政治的学生，维护动物权益的，支持提高加州最低工资的，给学生会换届选举拉票的，传播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乱成一团，也没人管。

北大就很好。头头是道，井井有条。所有社团和言论都受到长辈们的关心与呵护。如果你一时冲动，想要大家签名帮你搞什么促进民主的西学社，团委就会找你喝茶谈话，帮助你回归正轨……

耶鲁的创业基金，荒唐得不像话。我认识的林学院的同学，自己组了一个团队，拿着耶鲁几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干起了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卖……白菜。他们利用了纽黑文闲置的停车场屋顶，用来种……白菜。种了的白菜卖给当地的供货商，以此赚从美国西部进口白菜的那几美分的差价。这个项目在一年后，取得了巨大的……失败。几万美元款项就这么着打了水漂。

北大就很好。北大那500到2万人民币不等的创业基金——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买白菜的钱，但是，它是绝对不会给卖白菜这种愚蠢的项目的！这笔一共约3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基金，小心翼翼地分发给了生物技术之类的商业计划。

剩下没有拿奖的同学，最后大多走上了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打工的道路。创业这种无聊的事情，让清华和中传那种二流学校去做好了。我们一流学校的同学才不稀罕当老板。我们喜欢打工……读博……写豆瓣……

一个人，可以看他的学识，他的气质，他的丰采，他的谈吐。

看一个国家，可以看它的大学。

我每到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风景区可以不看，但大学和博物馆一定要看。

台大的老校长傅斯年，掌理台大的时间其实不长，但这位胡适的得意门生，前北大校长，却给台大奠立了很好的基础，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自由学风带到了台大，把大学的庄严地位和神圣使命清楚地传达给一代又一代的台大人。傅老给台大师生留下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名言：“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之精神”。是啊，“宇宙之精神”，多么庄严神圣，多么亘古长新。

美国东岸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西岸的柏克莱、史丹佛我都去过，也待过；大陆的北大和上海交大、我也去过。

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的定位不同上面。

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材。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材。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得很重，看作是学术殿堂。所以，台大可以出几个诺贝尔，大陆十多亿人，却无法“填补空白”。

上海的同济大学，也是老牌菁英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

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当年曾为国民政府培养出多少栋梁之材；现在的交大，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

在广元西路的校门旁边，交大用临街校地盖了一座6层大楼，一楼二楼是电脑商场，里面分隔成许多狭小的店面，租给商家卖电脑或组装电脑。走道是那样的狭窄，商家再把桌子搬出来拉客，让人走都不好走。人人手上一根烟，那空气真叫一个污浊。

三楼是交大昂立书店，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连中小学生到幼儿的参考书都卖。你能想象柏克莱、史丹佛的大学书店里面，卖非学术方面的书？

四楼以上则是交大昂立学院，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英语电脑进修学院。进了校园，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有交大的这个英语培训班，那个电脑培训班，原来交大不止一个昂立进修学院，还有好几类似的学店呢。

学生宿舍的一楼，被出租给某个培训班当教室，大白天的也会听到，这个那个英语培训班里传出托福GRE听力模拟测验的录音机声音。小卖部旁边，还有一间店面是卖仿制的青铜器。还有个地方，墙壁上用手很粗糙地写着：假肢，洽询请进。

交大还有用学校名字作商标的“交大昂立一号”补品，呵呵，西方人真笨，怎么不搞个剑桥海狗丸、牛津隆胸素、哈佛脑钻石、耶鲁减肥茶。

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大概中国人都喜欢自立山头，都喜欢拥有好听的头衔，所以交大有无限多的系主任、所长、院长。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

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

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

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这也不奇怪，丛林里的猩猩猴子也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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