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来自宾大18届华裔学生妈妈的肺腑之言: 心碎的妈妈
我这两天担心得快要睡不着觉了。我家大儿子Michael，申请到了克林顿基金，很快要去西非的塞拉里昂(Sierra Leone, 也译为狮山共和国），做4个月义工——就是那个爆发伊波拉病毒、前两年刚刚结束内战、医疗条件差到去年才进口了全国第一台CT扫描仪、疟疾横生、死亡率超高……的国家。
我咬紧牙关表示支持，其实心里很害怕，我怕他不能平安回来。我先生个性极其温和，从不干涉孩子的决定，但这一次他也问儿子，能不能换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医疗条件太差了！儿子回答：就是因为医疗条件太差，他才要去做义工，帮助那个国家改善医疗环境。
当地没有电讯条件。4个月内，孩子和父母基本失联，父母无法知道孩子的消息。只有患上重病时，国际组织救援组织会把孩子送回美国来。
我起初对大儿子说：你能不能不去？结果我小儿子Richard回答：妈妈，你认为应该谁家的儿子去？
我不得不说，因为这件事，我平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关心世界的贫困和不幸的人，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仅仅是跟着教会捐款。
我给儿子发短信说，这件事让我反省自己两点：
1. 我过去并未真正关心贫困的人，我只愿意付出自己多余的去帮助他们，并没有准备好牺牲自己。
2. 我目送你进藤校的时候，是希望你将来有更好的生活（you have a better life)，最后却变成，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you want a better world)。是我没有跟上你的成长。
是的，当我们这些家长送孩子进入美国最好的学校、希望他们受最好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并未真正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所谓的精英教育，不仅让孩子成绩更优秀、将来找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更将“以世界为己任“的价值观，放在了孩子心中，包括：牺牲自我、付出代价，去帮助不幸的人。这会成为他们终身的价值观，指导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些家长，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
愿上帝保守Michael平安回来。愿他在西非的经历，成为他一生的财富。”
这是一个最近几天在美国华人论坛上饱受争议的帖子，尽管都同样对妈妈的担忧表示理解，但在是否支持儿子去非洲做义工的问题上，大家的观点却壁垒鲜明地形成对峙。
支持派
有些网友感动于儿子的选择，认为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美国藤校的精英内涵，认为一向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理念的华裔群体应该出现更多这样有勇气有担当的孩子，才能让华裔在美国真正融入主流文化，也被主流文化认可。他们也非常认同这位妈妈的反思，觉得华裔不能在一边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推娃进藤校的同时，又鄙视藤校的文化和精神，如此一来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罢了。
比如网友dingdingdddd的留言：“当你为了更好的学业和人生进入西方的这些大学，并不明白它们希望塑造的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这种志之高远是言行一致的，所以能够感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青出于蓝。”
反对派
反对派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小家还是大家？一个孩子对于世界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对他的父母而言无异于是整个世界。一旦孩子在非洲有个三长两短，父母该是何等的绝望。而一位网友提供的真实案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我邻居一家，孩子在斯坦福读研究生，2014年去了肯尼亚做义工，传染了某种不知道的病毒，送回美国，但抢救无效死亡了，年仅23岁。留给父母的是无尽的伤痛。”
形式大于意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非洲做义工四个月到底能对当地人有多大的帮助，到底能够创造多少价值？毕竟，想要改善当地的医疗环境，靠大学生的一腔热情还不如多捐些医疗设备和药品，或者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当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经验的刚毕业大学生要么是在当地走走过场积累简历素材，要么是莽莽撞撞地好心办坏事。
何况，为什么爱世界不能从爱自己的父母、爱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爱所处的社区城市开始？为什么不能去当地的孤儿院、老人院、老兵中心和无家可归者的免费食堂做志愿者？或者，也可以去城市贫民区和阿巴拉契亚大山里的贫困农村支教。为什么只有去非洲才能体现“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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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这个克林顿基金的塞拉利昂义工项目是否靠谱，也不大清楚这位儿子的专业和个人经验，因此很难说他的选择就一定是冲动不负责任的。因此，这里为了严谨起见，暂且将讨论的问题泛化为“让刚毕业的大学生去非洲做短期义工”到底有没有价值。
先看看美国媒体曾经报道过的一则故事。一个女孩到东非的坦桑尼亚做义工，帮助当地建造学校。她和其他志愿者小伙伴却发现，当地人都非常懒散，经常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可实际上，因为他们造墙的水平太差，当地人之所以晚起床是要等到大学生们“完成任务”之后去把墙拆了重建。
如果是这类义工，那确实没有价值。就好像你说你想去非洲帮忙挖井，但实际上非洲有的是当地人可以做这件事，而且比你做得还快还好，而且他们工资远远低于你的飞机票，你去挖井的义工行为又有多少价值可言呢？
那么，什么样的志愿者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简单说来，是当地人做不了但你凭借自身专业技能和经验可以做也可以教给当地人的工作，同时应该是在有准备有经验的机构筹划之下进行的工作，比如无国界医生或者参加国家组织的援建活动的农业专家和工程师。
“ 无国界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简称MSF），成立于1971年，是一个独立的、从事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以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地区和贫穷国家致力协助抵抗地方疾病的计划闻名。”
而关于价值大小的问题，《纽约客》上一篇题为The Moral Instinct的文章中曾提过这样一个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以下三个人谁最令人敬仰，特蕾莎修女，比尔·盖茨，还是诺曼·布劳格？
特蕾莎修女一生都坚守贫困，都在为受苦受难的人服务，1950年她创办了仁爱之家，为患艾滋病、麻风和结核者提供居所。
比尔·盖茨创办微软，成为世界首富，而后捐出几百亿的大部分身家成立慈善基金，致力于提高全球的医疗水平以及解决贫困问题。
诺曼·布劳格，植物病理学和遗传学博士，培育出20多种矮秆高产抗病小麦品种，并在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使千百万人因此免于饥饿。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有很多途径，很难评价说哪一种好哪一种差，有的人愿意去非洲亲力亲为，有的人计划从政改革政策法规，有的人从事科学研究造福人类，并没有一定的高下之分。但功利一点儿地从拯救生命的数量来看，如果非要用“情怀”绑架诺曼·布劳格博士去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之家做义工，恐怕显得不那么明智。
只有情怀没有能力是无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术业有专攻，学教育的可以去偏远山区支教，律所的可以为穷人做法律援助，做市场的可以帮助进行商业培训，一个人只有根据自身情况出发，独立思考和评估可能存在的风险之后，做出的决定才是成熟负责任的。
当然，我们必须肯定一个孩子能够对世界心怀善意，有去改变世界的热情，而不是一上来就指责别人的高尚情怀是被白左洗脑，或者是圣母病。要知道，确实有一小群人在道德上是利他主义的，他们对远在非洲的陌生人的痛苦和磨难感同身受，他们并不认为父母亲人就比非洲的饥饿儿童更重要，他们为自己吃了一个焦糖苹果而少捐几块美元自责得寝食难安。（关于利他主义，建议可以看一本叫做《陌生人溺水》的书。）
然而，绝大多数孩子并不是这样的利他主义者，他们只是因为涉世未深而更容易被精致包装过的“高尚情怀”所煽动。就好像从来没有专业系统锻炼过、从来没有循序渐进积累徒步经验的年轻人，一上来就要挑战穿越无人区，甚至连食物和路线都没准备好，止是愚勇罢了，除了感动自己别无它用。
相反，如果这位华裔妈妈的儿子毕业之后已经在医院工作多年，拥有了扎实的急救经验和防疫能力，在调研过方方面面的反馈和讯息之后，最终决定加入无国界医生，那么一定不会引起如此多的质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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