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仍在持续发酵。星期二，宣布这条消息后正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没有出现在原定出席的香港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而贺建奎在美国曾就读的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也传来惊人的消息：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该校物理天文学院生物工程和基因工程教授Michael Deem，有可能协助了这项“基因编辑宝宝”的研究，将受到学校的全面调查。

据目前曝出的信息，Deem不仅在贺建奎完成学业返回中国后参与了这个项目，还在贺建奎于深圳创立的两所公司持有股份（贺建奎名下拥有八家相关联公司），并且是这两家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我们今天就此联系莱斯大学，但截至发稿还没有得到回复。

Michael Deem教授（左）与贺建奎

昨天我们联系了基因编辑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教授Luciano Marraffini。他对记者表示，这次基因编辑所采用的CRISPR技术，发明本意是为了促进人类健康，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基因治疗(gene therapy)”，而对此技术的其他应用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他也无法做出更多评论。

基因治疗是现代医学和分子生物学相结合诞生的新技术，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将目的基因导入患者体内，使之达成目的基因产物，从而治疗疾病。

事实上，这一临床试验除了在美国和欧洲被禁止，星期二中国科技部也已经对此做出回应：尽管相关规定称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因此“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是属于被明令禁止的，将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和条例进行处理。

诞生于上世纪末的CRISPR技术近些年来取得飞速发展，吸引投资的能力也十分惊人。但随着“基因编辑婴儿”出生，这项代表着突破性医疗前景的技术，似乎突然使科学界乃至全世界如临大敌，贺建奎甚至被形容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人。那么，基因编辑本身，以及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读？

与绝大多数同行一样，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副教授、在该校拥有一间主要研究RNA编辑及修改实验室的李进(Jin Li)，在得知“基因编辑婴儿”的消息时，也是震惊和否定的态度：

“技术的洪流不可阻挡，大家都知道CRISPR baby（基因编辑婴儿）迟早会出现，但在现阶段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跨过这条红线，这是超越了科学伦理。”

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副教授李进接受本网记者叶文多采访。

基因编辑或CRISPR听起来很高端，却并非什么“突破”。李进表示，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讲，基因编辑婴儿项目不是不能做，而是他们不愿意做：“从技术上说这不是多难的事情，很多实验室都能够进行这个操作。但在知道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下让两个新生儿出生，这是几乎所有科学家目前都不愿意冒的风险。”

李进解释说，编辑一个基因容易，但问题在于不能保证这样的编辑是十全十美的。目前最大的技术障碍有两个：一，贺建奎声称修改了允许HIV病毒进入并感染免疫系统细胞的CCR5基因，但人类、或者是亚洲人没有这一CCR5基因后是否可以健康如常，这还没有得到确切证明，因此这么做的后果是可能产生其他副作用；二，CRISPR并不完美或百分之百的精确，操作过程中可能会使非目标区域的其他基因也被编辑，从而导致未知甚至不可承担的风险。

“归根结底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的利益与风险不成比例，未知的危险远远超过可能带来的好处。”

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引起极大关注，“艾滋病免疫”这个关键词也是吸引眼球的热词之一。但其实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并不缺乏患者生出健康孩子的例子，理论上，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也可以生健康孩子。

有“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华裔教授曹韵贞在接受本网采访时，就提到过指导中国艾滋病患者成功生出无病婴儿的事例。

在这些风险之外，本次事件给整个基因编辑及相关领域敲响的警钟，可能是科学家们更为关心的话题。贺建奎称其团队提交的伦理审查已经获得通过，而提供的文件是带有签名的“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申请书”。医院的否认给所谓的“审查”带来了疑点，但无论这些签名是不是伪造，更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没有透明度的试验，一项形同虚设的伦理审查，这些都不应该是基因编辑领域应该出现的事情。

李进表示，任何人或机构在做与人类相关的试验时，都需要通过伦理审查，而更严格的评测、监管和法规，是基因编辑技术领域未来必须具备的。实际上，另两位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开拓者——麻省理工学院华人教授张锋、以及伯克利大学教授Jennifer Doudna也都已发出声明，支持限制、甚至全面叫停移植经过编辑的胚胎。

但是在这一天来临之前，如李进所言，只能靠科学家自己坚守底线。他甚至担心，这一个体行为，会给中国科学家、或是华人科学家的整体声誉带来负面影响。

“不是任何事情都值得争第一的。做第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很好，但前提是这件事是正确的，这样才有争先的意义。如果一项技术完全成熟，相关规范也成熟了，比起谁当第一，更好的情况是大家百花齐放，在此基础上做不同的事情。”

两位婴儿的降生是无辜的，其背后牵扯出的科学伦理之争，却使基因编辑技术一时间被卷入舆论中心。但同样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李进强调，他反对的是现在让这件事情发生，而不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他个人甚至不反对这项技术未来被用在新生儿上，然而应该何时使用，其时机点非常重要。在目前该技术用于动物模型和人体细胞已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李进用“未来可期”来形容基因编辑的前景，但一方面，科学界还要提高CRISPR的基因编辑效率，另一方面更要提高其精准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就像李进、或是很多科学家反复提及的，“伦理”二字始终会是基因领域的争论焦点。从某些层面来说，这起事件已经超出了技术的范畴——就算有一天技术达到完美，但“基因编辑婴儿”涉及的，不仅仅是将CRISPR应用于人体细胞，而是将其用于胚胎细胞、也就是受精卵，这个问题，恐怕会挑战很多人的认知，更细思恐极的是，这更会彻底改变人类的未来。即使是相信“基因编辑婴儿”终会发生的李进，也仍然在思考。

“这样出生的婴儿，全身的细胞都会被改变，包括其性细胞。当性细胞改变后，以后这个人再生育的时候，也会把改变过的基因遗传给所有后代，我们不知道这个基因是否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但它却将永远留存在我们人类的基因库里。”

采访：美国中文网驻旧金山记者 叶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