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寻匠之美

她的作品能让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疯抢，她本人能让美国国务院高官劳伦斯迷恋到辞职，从舞者到战地记者，从女作家到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评委，她有太多光环，却又始终人淡如菊，不急不徐。

她是华裔当红女作家——严歌苓。

 如果要找一个词，精准地形容严歌苓，那必然是“自律”"self-discipline"。这份自律从小时候开始，贯穿了她整个人生，为她打造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高级感”。

1967年，严歌苓亲眼目睹了演员严凤英的死。

文ge开始后，被打成特务的严凤英，吞了一百粒安眠药自杀。小孩子们纷纷跑去观望，看着“一个很高很细长的人抽筋抽成了很短”。

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哀求旁人救救妻子，得到的却是造反派忿忿的回应：“不救她，一定要让她先坦白”。

严凤英死了，却又活成了严歌苓心里的一块阴影。 

而严歌苓没有看到离开后，发生更恐怖的事情——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开始，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最后一无所获。

那一年，严歌苓九岁。那些年，世道很乱，风声很紧，人心惶惶。

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严歌苓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离婚了。

继母俞平是一位舞蹈家，在她的影响下，12岁的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1年，12岁的严歌苓参军入伍，跳舞跳了整整八年。

有人说是跳舞耽搁了严歌苓的写作人生，可是严歌苓自己却说：“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1979年，严歌苓做出了一个惊人胆大的决定主动请缨担任战地记者，第一时间赶赴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

那时的她只有21岁，坚强干练，在帮助前线的战士疗伤之余，她更多的把注意力给了战场上的“人”。

炮火纷飞，血流成河，死亡的气息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四下散开，积极采访伤员的严歌苓渐渐发现，舞蹈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还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积攒的阅历就像一颗种子，在严歌苓的脑海里生根，随着积累发了芽，日复一日带着生长的力量，迫不及待的要呈现在白纸黑字里。

在频繁的采访和无休止的体验中，严歌苓开启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而后来著名的《天浴》和《少女小渔》，更是让她在文学界一炮成名，1988年，严歌苓就被美国文艺界邀请前去学习。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而严歌苓用作品让我们看见，你的每一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成功只不过来得或早或晚。

严歌苓一动笔，便是三十年。

30年来，她坚持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作六七个小时，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开始创作的时候，甚至经常写着凌晨，忘记睡觉。

除了勤奋的坚持，严歌苓更让人钦佩的，是她对“参与感”严谨认真的执着。

写《陆犯焉识》时，为了写好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她赶赴青海，花钱去开座谈会，把劳教干部请来，然后要找人帮忙，找很多关系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第九个寡妇》以中原农村为背景，她特地到农村去住，看农民怎么起红薯，怎么摘棉花。

写《小姨多鹤》，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她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有了眉目。

写《老师好美》的时候，她在五六年间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做起了旁听生，去学习高中生的语言系统。

《妈阁是座城》是写赌徒的，她觉得既然要了解这些赌徒，就要自己会赌，不然写起细节来心里会没底。于是她又跑到澳门，在赌桌上一路狂输，赌徒没当成，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朋友质疑过她，一下花出去那么多钱，以后能不能挣回来都是问题，可是严歌苓说：我感觉这些故事非写不可，我不写，这辈子就白活了。

这样又煎熬又奔波的写作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清苦，甚至近乎折磨，可严歌苓却十分喜欢，这让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浓度的，有一种比较有凝聚力的精神。她反而讨厌长久的放假状态，让人变得懒散，脑子也会逐渐不那么爱思考。

她说自己这点随母亲：“一天发现自己没干什么有用的事，没让自己哪怕成长一点点，就慌。”

严歌苓的自律是从小就养成的。

在军队学跳舞时，她每天四点半起床练功，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双腿分开，劈成一条直线，哪怕写信也保持这个姿势，不到双脚麻木绝不罢休。

这份自律成了一种近乎于本能的习惯。This self-discipline became a near-instinctive habit.

如今五十多岁的严歌苓身材挺拔，脸上精致的妆容，是她永远的礼貌和周全。

连交往20多年的闺蜜陈冲都抱怨，从没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

她很美，也爱美。

每隔一天就游泳1000米，和少女一样会因为淘到漂亮的衣服激动不已，在镜头前总是挺直腰背，没有一刻松懈，永远神采奕奕地面对世界。

永远精致得体的严歌苓，在最终的爱情修成正果前，也曾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历经坎坷。

在严歌苓15岁的那年，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个长她许多的军官。

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跟军官告白，然而军官却严厉的批评了她，并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组织，还当着众人的面骂她。

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15岁的姑娘因为懵懂的爱情，一下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不知羞耻，道德败坏，这样的批判让她差点要自杀，所幸后来，她把情绪付诸文字，来对抗一腔苦楚的热血。

1986年，严歌苓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任丈夫，——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

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样的写作爱好，让他们觉得彼此就是自己最适合的另一半。1988年，他们结婚了。

婚后一年，夫妻俩便前后出国。

严歌苓去了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写作，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聚少离多的生活中，没有一方愿意为对方妥协，感情只能以离婚告终。

第一次失败的婚姻让严歌苓长久地陷入了痛苦。

白天高强度的学习氛围，夜晚辗转难眠，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

如此高压之下，也不得不继续前行，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一边写小说。这样的日子，她一人撑了很久。

严歌苓曾经说过：“现代人的爱情我不想写，因为无力、苍白、现代人想得开，想得开的还叫什么爱情？”

终于，美好如她，也遇到了那个为了她“想不开”的人。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在朋友家准备晚饭的严歌苓看见一个年轻帅气的美国帅哥站在门前，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听说，只要一个宿舍里有东北人，整个宿舍都会很快学会说东北话。

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工作了两年的劳伦斯，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大碴子味儿中文，与严歌苓相谈甚欢。

他对她一见钟情，她对他久处不厌。

恋爱时的两人常互相以英文写情书。

有一次，严歌苓在卧龙发现红桦树的树皮很美，就在上面写了字，寄给他。

她将情书看做是“一种白纸黑字的结盟”：“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在潜意识里让你一次一次确认爱情。”

无论在作品还是现实中，严歌苓都非常喜欢情书：“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那时，接到情书简直就是你的一个节日，特别私密而盛大的节日。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

这样关于慢慢咂摸，细细品味的态度，锻造了她永远从容不迫的气质。

恋爱一年后，由于严歌苓是中国女人，而劳伦斯在美国国务院身份特殊，劳伦斯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

美人在身畔，江山又何妨？

为了和严歌苓在一起，劳伦斯主动放弃了自己外交官的身份。就在1992年的秋天， 他们在旧金山结婚了。

2004年，劳伦斯恢复了职位，被派往非洲。

严歌苓和丈夫开始了旅居生活，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作品也越来越优秀。

高晓松曾在《晓松奇谈》中两次提到严歌苓作品《扶桑》，他十分喜爱这部作品，以至于直接买下了它的音乐剧改编权。

他说：“我这辈子都是挣别人钱，人家投资拍电影我去拍，人家投资做唱片，我去当制作人、写歌。我就是一个卖艺的，从来没有买过艺。”

这是高晓松这辈子，第一个自己掏钱买的作品。这个浪荡不羁的清华才子，也不得不屈服于严歌苓的才华。

高晓松曾经赞美过：“严歌苓这样一个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她伟大的素质。”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思考：为什么一个作者，不能心怀怜悯？

我想起柴静在《看见》里说过自己一位读者的留言：“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

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

而严歌苓正是以这样抽离事外的距离感，去写严凤英死去的那个时代的故事，去写文工团，去写越南自卫反击战。

她说：“没有这样的作品，这个影响几代人的运动的影响力已经慢慢消失。很多人死了，不是像战争一样吗？死了那么多人，而死人的事情一定要搞搞清楚。”

一个作家永恒的关注主题就是人性本身，她觉得那个阶段“人性非常激烈和戏剧化”。

文ge远去40年，严歌苓依然不满意。

“真正有关文ge的文学艺术作品根本没出来。”研究文ge的资料对于学者来说有很多，严歌苓关注的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是否有一件重要的文学作品，能够让人看了之后知道文ge是件很大的事情？”

托尔斯泰说，他在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最初他要让她的下场‘罪有应得’。

但是写着写着，他并没有美化她，只是不断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却有它的力量，它从故事的枝条上抽枝发芽长出来。作者只有保持这样的清醒，才能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展现出最深入人心的客观。

阅历丰富，严于律己；抽身事外，不逐名利；但写好文，不问前程；不疾不徐，渐入佳境。

她的作品为我们重现那个过去的时代，而她的为人、她的生活态度，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当下的我们。

Her work reproduces the past era, and her 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towards life makes us have to reflect on our present.

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宽而卑者自隘，风花雪月本闲，而劳忧者自冗。

愿每个人都可以像严歌苓这样，在浮躁的时代里坚持严谨，在劳碌的生活里依旧从容。

I hope everyone can be as strict as her in the impetuous era, and remain calm in the har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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