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三十出头的郑玲有两个身份，一方面，她是奋战在北京CBD的女强人。一方面，她是将两个女儿安置在温哥华的单亲妈妈。
年轻的时候，郑玲嫁人生子，以为自己的人生会像万千女子一样，平凡而幸福。
（图文无关）
但后来，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丈夫步步高升，做成了投行高管，两人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家底丰厚的丈夫给郑玲甩下了一笔高额的赡养费。
然而，虽然衣食无忧，但在北京，她一个女人，要工作，还要同时带两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不现实。
有足够财力支持的郑玲，最后把8岁的大女儿和5岁的小女儿送到了风景宜人的加拿大温哥华。同时定居温哥华的，还有郑玲已经退休的父母。
郑玲给父母和两个女儿在温哥华找了房子，并在当地雇了一个保姆，照顾两老两小，然后就独自返回了北京。
在温哥华帮子女带娃的老人不少，但快乐的没有几个。语言不通，亲朋好友少，不适应国外生活环境，思念故土，带孩子辛苦... ...时间久了，老人很难没有怨言。
郑玲的父母常常会从温哥华打电话过来，他们直言不讳地指责郑玲：“你根本不像个妈。”
除了自己的父母，其他七大姑八大姨也会对郑玲这种把女儿父母“打包到国外”的做法表示质疑。
郑玲自己也坦白：“其实，我不知道在工作和孩子之间，选择了工作，到底值不值得。”
孩子们在温哥华一天天长大，远在北京的郑玲有时候和孩子们视频，看着她们的小脸蛋，居然都觉得陌生了。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图文无关）
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郑玲，开完唇枪舌剑的工作会议，会疲惫地甩掉高跟鞋，在朝阳公园附近豪宅的浴缸里失声痛哭，“因为思念孩子”。
在北京，有很多像郑玲一样的“二孩妈妈”。政策的放宽，让她们的人生走向了另一种可能。
“在北京，养俩孩子每年要花多少钱？”33岁的二孩妈妈李文清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
首先是房子。孩子小的时候，两个可以挤在一个卧室，一家人两居室就能解决问题。但当孩子长大了，特别是孩子性别不同时，三居室就成了刚需，也成了大多数北京人面前的一道大坎儿。即便在房价洼地南四环买一套三居室，起码也得500万。
其次是教育支出。对二孩家庭来说，教育上的花销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得按双份准备。除了操心幼儿园的学费，还得关心早教中心或者其他技能训练课程的价格，比如海淀的小学生暑期专长班的学费在1万至2万之间。
其他的必要支出，比如伙食费、水电费，学步车之类的玩具花费和一年几次的旅行开销。
很多北京的家长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养娃啥都能省，就是不能节省旅行开销。从小出国旅游，看看世界，有利于孩子的未来成长，否则在学校，连和同学的共同话题都没有。
为了给孩子存教育资金，李文清每天在地下一层的食堂吃15块钱的套餐，然后再从匆匆回到二十多层的办公室。
“千万想好了才生俩娃，搞不好会直接导致身体、精神、经济的全面崩塌。”同为“二孩妈妈”的毛颖笑着说。
结婚前，毛颖和很多刚毕业的女孩一样，会毫不手软地花几个月的薪水买一个奢侈品包包。她收入很高，二十多岁就开上了自己买的红色跑车。
而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毛颖明显感觉到了生活上的压力。一支香奈儿的口红，她可以反反复复用上一年，如果口红干了，“用棉签沾点水，继续用”。出门谈生意用的衣服，淘宝上花几百块钱就能搞定，“一件管三年”，只要看上去相对体面就行了。
毛颖说，八年生俩娃，对女人的身心都是一种“摧枯拉朽”的涅槃：白头发多了、鱼尾纹长出来了，这还是表面的。
更可怕的是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38岁的身体，哺乳之后的乳房“下垂如软绵绵的沙袋，妊娠纹毫不留情地爬满松垮的腹部”。
除了在孩子的教育上砸钱，毛颖还有一笔固定而庞大的私密支出——定时会去做医美，比如注射肉毒杆菌除皱纹，选择仪器按摩疗程减轻面部肌肉下垂，以及乳房等私密保养。
选择成为“二孩妈妈”，女人们都在以不同形式支付成为母亲的代价。
李文清说，如果重来一次，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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