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灾难！”面对媒体的询问，好几位科学家都给出了这个回复。11月26日一则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的发言就像投入河中的石子激起了产业界、科学界、媒体甚至广大人民群众的讨论。
基因编辑，无论是在人类医学、动植物育种还是药物筛选领域，都备受争议，除了技术层面的争议之外，更多的是伦理道德层面。然而，这个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因为贺建奎的这一举动，突然之间又回归大众视野。
他在最新的视频中表示，尽管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相信一些家庭需要这项技术。同时，团队“拒绝基因增强，性别选择或是改变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因为这并不能算是对孩子真正的爱”。
贺建奎对实验婴儿介绍
贺建奎是一个天才，在基因测序领域声名赫赫——「业界都知道他」。
因为进行了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昨天被媒体以「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的炫耀口吻报道出来，更是天下皆知。
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基因工程知名专家乔治·丘奇评价说，「考虑到HIV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有扩大的趋势，我认为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基因目标」。
只不过，在中国，几个小时之内，画风就急转直下。
贺建奎的「历史性突破」引爆了一种强烈的担忧。
中国生物学、医学领域的百名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对不经严格的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进行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舆论汹涌之中，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否认，深圳卫生计生委介入，国家卫健委回应，各科普媒体自媒体发声，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明。本来有望攀上峰巅的贺建奎，由此在伦理上陷入谷底。
天才是可以突破很多社会机制限制的——无论是阶层垄断，还是知识创造。
但天才贺建奎突破了伦理限制。
气质儒雅、文质彬彬的他，看上去并不是科幻小说里给人类体内植入了什么什么可怕东西的邪恶科学家，但在精神上，却似乎是一个谱系，至少，是一种映射。
国内科学家对此的观点
世界著名心脏病学家、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 曹文凯
对于基因编辑研究，曹文凯在接受网易科技采访《科学家说》时表示：基因编辑的时候，从人身上获取基因来治疗疾病，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在研究了。但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现在争议的关键，因为一旦在胚胎做就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甚至是未来几代人，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讨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组组长 王皓毅
王皓毅也曾对网易科技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在整个行业来看，是一项非常具有前景的技术，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更是有着其他技术无可比拟的优点，一旦普及，对人类的意义将是巨大的。
“关于监管性问题方面，在农业方面的应用，我不是很想强调风险的问题，FDA已经明确表明，不会监管基因编辑的蘑菇上市，这是一个已经批准的事情，我认为更客观的态度应该是，更多的去管一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要管这个东西如何产生。”王皓毅表示。
不过，对于贺建奎“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王皓毅在接受《知识分子》所属《赛先生》采访时认为：科学、技术和伦理上多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一个都还没有解决。技术方面，如何确保无嵌合的一细胞期完成精确基因编辑，如何全面检测潜在脱靶位点。科学方面，如果确保引入的CCR5突变在受体胚胎的遗传背景下有良好的效果而没有其他严重副作用。
分子生物学家 王喜萍
王喜萍对此接受网易科技采访时表示：“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会产生错误编辑，虽然概率不大，但在人身上还是无法容忍的，万一产生残疾婴儿，伦理道德上无法容忍！”
遗传学家，WHO遗传病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国家产前诊断专家、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和遗传与生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尚志
黄尚志向网易科技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这更多是）伦理的挑战，还是胚胎操作，与克隆人差别不大。
黄尚志向网易科技强调：科学性和伦理学都有严重问题，“无良行为，个人和机构”。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李劲松
李劲松在接受《知识分子》所属《赛先生》采访时表达了很强烈的反对态度：“不可思议，完全不能接受。”
果壳网编辑、科学松鼠会成员、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生“Ent_evo”
“Ent_evo”列出了对这件事的一些观点和质疑：
1）这次编辑的是CCR5基因，它有一个天然等位基因叫CCR5Δ32，少了32个碱基对。这个等位基因很奇怪，可能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但是经历了很强的正向选择，说明它在短暂的历史里一直是好事情。CCR5Δ32携带者确实对HIV-1有很强的抗性，看起来生活也大致正常；
2）突变的CCR5Δ32也有缺点，目前看来它可能会给感染后的炎症反应带来不利影响，比如遭受一些黄病毒属病毒感染后，有更高概率出现严重的症状；
3）现在HIV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人群上来说，有更多的CCR5Δ32应该是利大于弊；
4）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这就不好说了，并不是每个人一生中HIV的风险都那么大。而且考虑到现在HIV的阻断疗法非常有效，做这样的选择，收益并不明显；
5） 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个目标，而是在于手段。CRISPR作为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强力，但是会有很多“脱靶”——错误地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编辑农作物好办，弄出问题了就不上市呗，但如果一个人遭受了错误的编辑，你不能把他杀了啊；
6）更糟糕的是，这次做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明确知道编辑没有成功。这个孩子就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而却承担了一样的风险。
7） 但是这个案例里的安全和伦理问题我还是不放心。为啥莆田系医院会是实际开展的场所？有怎样的证据表明确实这两个孩子没有遭受脱靶？为什么那个明明没有编辑成功的胚胎还是最终带着风险诞生了？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是依然不够透明缺乏监管。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全球健康及传染病研究中心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
张林琦在《知识分子》所属《赛先生》中的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担忧：对健康胚胎进行CCR5编辑是不理智的，不伦理的，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的CCR5是可以完全缺失的；而CCR5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是重要的；现在母婴阻断技术非常有效，高达98%以上，可以阻止新生儿不被艾滋感染；即使HIV感染的父亲，和健康的母亲，100%可以生个健康和可爱的孩子， 根本无需进行CCR5编辑。
“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是否经过了伦理批准？是否合法合规？后期也有相关人员质疑了“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的申请书”前面的真假问题。
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都有盲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仇子龙呼吁，科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的交界的每一步研究都是需要充分讨论的。
贺建奎回应:
坚信伦理将站在我这边
贺建奎：露露娜娜的降生“一切正常”
贺建奎在视频说，除了防止HIV感染的基因外，没有其他基因被修改，她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安全和健康。
贺建奎：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
贺建奎表示，首例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的出生，当时一度有些争议。但四十年来，法规、社会道德与试管技术一同发展，并帮助800多万儿童来到这个世界。试管技术切切实实给无数家庭带来福祉，现在我们的基因手术则是帮助少数家庭的新试管技术。最后我想强调，基因手术目前仍然是一种治疗性技术。
我知道我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我相信这些家庭需要这个技术。为了他们，我愿意接受指责。
贺建奎： 选择基因手术因其“安全”且“有医疗价值”
贺建奎说，为什么使用基因手术，去预防HIV，而不是去研究致命疾病？两个原因，首先是安全，其次是在真实世界有医疗价值。我们选择被了解最充分的基因之一——CCR5，实际上有一亿人天然就拥有一种使CCR5基因失效的遗传变异保护他们抵御HIV。数十年来，许多临床研究用药物，模仿天然变异，包括美国第一例基因手术临床试验，试验被证明是安全的，抵御艾滋基因手术需要尽可能简单，简单到仅敲除几个DNA序列，虽然修复一个破碎的基因去治疗更多像家族性癌症或肌营养不良的疾病是有益的，但实现起来更复杂，目前，美国的研究表明尚未有这种修复能在胚胎层面取得良好效果。
其次，选取HIV作为首个治疗对象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医学价值。艾滋病仍然是一种致命的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仍然亟需医学突破。
贺建奎：坚信历史将站在我们这边
贺建奎表示，把孩子叫做“定制宝宝”是错误的，这对有遗传疾病的父母来说是一种诋毁，这是在试图制造恐惧和厌恶的情绪。孩子并非被设计，而这也不是父母的意愿。这些父母携带着致命的遗传疾病——而这通常是两万个基因中的一个微小错误导致的。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这些父母去保护他们的孩子，我们就不能见死不救。
关于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坚信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边（We believe ethics are on our side of history）。
我们草拟了胚胎基因手术的五个基本准则，包括Mercy for families in need（悲悯之心），Only for serious disease，never vanity（有所为更有所不为），Respect a child’s autonomy（探索你自由），Genes do not define you（生活需要奋斗），Everyone deserves freedom from genetic disease（促进普惠的健康权），去确保这些技术将会被用来做有益的事情。请您在听到指责声音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许多沉默的家庭，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孩子饱受遗传疾病的痛苦。
（以上内容来自贺建奎本人发布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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