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isa Miller （《新闻周刊》记者）

8岁的小姑娘Happy Rogers，在放学时间和她的同学们一起站在校园里。她的父母和保姆已经在外面等候着她，而她仍然不舍地和同学们聊着天。

Happy 是一个沉着早熟的金发女生，小名叫乐乐。她本来应该待在美国某个富裕郊区的学校或者一个大城市的私人学校。不过现在她在这里，新加坡一所实施精英教育的双语南洋小学。乐乐在这里与众不同，她的达科塔·范宁式的头发在一群黑发中格外耀眼。这也是为什么她的父母不远万里穿越大半个地球把她带到这里的原因。当她的美国同龄人还沉浸在各种垃圾电视和夏天电影的时候，乐乐已经在广交朋友而且完全用中文做作业了。

“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一个新加坡饭店里，乐乐一边吃着肉酱意粉一边用英文说：“会让我变得更好也更聪明。”

美国的父母们从虎妈那里受到的打击和压力几乎还没有恢复过来——天啊，我的孩子七岁了她连肖邦是啥都不知道——而现在他们又有了新的压力，来自于乐乐的爸爸，美国投资巨鳄罗杰斯（Jim Rogers）。

当今社会，光培养一个勤劳勇敢努力善良的孩子已经远远不够了，还要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运动，给他们请对的老师，安排合适的实习，帮他们考上合适的或者至少不错的大学。

2007年，罗杰斯带着妻子和大女儿乐乐（他们的小女儿第二年出生，小名Baby bee）从纽约上西城搬到新加坡。他说，那些真正为孩子着想的父母应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对于培养一个全球化的小孩，我们做的够了吗？

“我现在做的也正是我的父母多年来对我做的，”罗杰斯说，“我在努力的让我的孩子为未来做准备，为21世纪做准备。我尽可能的为她们的全球化做好准备。”罗杰斯相信未来属于亚洲，他最近在有线电视上销售中国商品。“钱都在东方人手里，西方人大都是欠债的。我当然愿意跟债主在一起而不是跟欠债人。”他补充道。

▲乐乐在学校，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广，经济和商业，政治和冲突，以及时尚、科技和音乐等等，这些已被美国媒体视为是对美国繁荣发展的巨大的潜在威胁，而接受这些挑战的重任毫无疑问的落在了美国的孩子身上。如果他们现在不学习，不达到一个可以自如的与外国人交往，使用外语，以及身处外国的水平，那么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将继续削弱，而他们以及他们下一代的生存将处在危险中。

罗杰斯不是唯一一个有这个想法的人。“在这个全球经济中，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界限正越来越模糊，全球的经济、社会和人类之间的交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美国教育委员会的Arne Duncan在纽约评论亚洲社会2010年春季版的时候说，“我担心在这个多元化世界，我们的国家存在着被别的国家和文化隔离的危险。”

尽管Duncan很明白这件事的紧迫性，但是美国依然远远不能创造出全球化公民的一代。只有37%的美国人拥有护照。美国的1800万大学生中只有不到2%的人在本科时候出国，而且就算他们去了，也大多局限在英国、西班牙或者意大利这些更像是去度假的国家。只有1/4的公立小学提供语言指导，而且和1997年相比，提供法语、德育、拉丁语、日语或者俄语学习的中学变少了。教中文和阿拉伯语的学校更是少得可怜。

同时，2亿中国中小学生在学习英语。韩国父母们最近集体抗议，要求他们的孩子应该从一年级开始学英语而不是现在的二年级。2009到2010年全世界有将近70万学生来美国大学学习，其中来自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学生大幅增长。“不把我们的孩子训练成可以在国际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几乎等于没给他们教育。”美国前议员兼俄克拉荷马大学现任校长David Boren如是说。我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愈大。

我们还没找到一个公认的解决方法。据国际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09年白皮书说，大多数学院和大学说他们想增加和引进出国学习项目，但是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学校正在进行这些项目。长期交流项目很昂贵，在各个州都在削减预算的艰难的环境下，学生和老师们需要时间和经费来把国际交流学习作为首位。

罗杰斯觉得美国在倒退，他的解决方法是把自己放在那些正在进步的国家和文化中。“我们以为我们是世界领导者，其实我们不是。”他说，“我不想那样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投票。我缴税。但是国家的知识水平不够高，我担心这将会对我们有害。”在罗杰斯家有5个卧室的别墅里，没有一台电视。相反，那里有十几个地球仪和地图，有两个只会和孩子们讲中文的保姆和佣人，有自行车，有一个崭新的卡拉OK机让女儿们可以学习中文歌曲。

30年前甚至远到托马斯杰佛逊时代，只有某种特殊家庭的孩子才会出国，因为他们需要；为了了解莫扎特或伯伦特的作品，为了成为更文明高雅的人，去欧洲短暂居住很重要。重点是可以参观那些伟大的博物馆，当然，也可以去呼吸那里的空气——去用另一种语言交谈，去适应另一个地方的生活节奏。当然海明威是这样做的，还有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尼德普。

这也是Pamela Wolf所选择的，她刚和她的先生孩子从居住了一年的巴塞罗那回到纽约市。她送她的孩子去国际学校，他们可以在那里和来自全世界的孩子交朋友并学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她的孩子有国际化的思维，不仅因为他们良好的语言水平而且因为被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被迫去适应。“这就等于逼你自己离开你的舒适区，”Wolf说，“这造就了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孩子，你需要适应力去了解和同情别的人。”

这种较长的国外居住，不过只有少数人能得到：比较有冒险精神的或者比较富有的。Wolf和她的先生都是给自己工作，“在经济上，”她说，“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在赚钱上有很大优势。”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共同点，外国经历可能会很痛苦。2年以前，Maribeth Henderson带着她的丈夫和2个孩子，1个上大学的男孩和一个5岁的领养的小女孩薇薇，从圣安东尼奥搬到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偏僻的地方。薇薇的中文学到不够多——她的学校主要教粤语—而且Henderson也觉得很孤独，很难融入。

“这里太中国了，我根本不能接受和融入，”她说，“我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连在饭店点菜对我来说都很困难。如果你点了一只鸡，他们可能真的会给你一只鸡，如果你拿到的不是一只活的鸡，那么恭喜你。”Henderson放弃了，她带着薇薇提前回到了德州，留下她的丈夫和儿子在广州。不过现在，她计划再试一次。这个夏天她和薇薇将再次迁往北京，这次Henderson希望这个大城市可以让她不像之前那么孤单。她的目的，就是希望帮助薇薇学中文。“想让孩子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竞争力和成功，”她说，“使他们学会双语很重要。”

对于那些既想让孩子们有国际经验，又想让孩子们在保守单一的美国式的PSAT，SAT和其他主要课外课程中取得好成绩的父母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国际双语学校在过去40年来日益增多，从1970年的0所突破到了今天的440所，根据应用语言学中心的调查，特别是中文，对于那些A型父母似乎是个一箭双雕的选择：一个从5岁开始学中文的孩子会增强他的大脑能力，而且通过语言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各种文化。

教育企业家Chris Whittle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公布了New Avenue School的计划，2012年9月要在纽约市开分校，而且立志于和这个城市最昂贵的私立学校抗衡。它的全部课程将完全双语化教育——孩子们3岁的时候父母可选择中文或西班牙语班。

“我们认为任何高中毕业生如果只会说一门语言，真是太落后了，”Whittle说。新学校还有14个月才开学，Avenue已经接到了1200份入学申请书。

出国留学现在已经是一些大学的必备条件了，而一些更专业的学校，特别是商学和工程学，已经开始把出国留学作为他们的课程的一部分了。犹他州的一个大学的护理学的学生们必须在越南某医院学习训练一个月。但是对外留学能力建设中心的主管Margaret Heisel相信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教育应该来自于在一个陌生地方的长居；这样才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课本上学不到的技能。

我的自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高二那年，当大学教授的爸爸在他公休假的时候把我们全家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并把我和我的哥哥们送进了当地的公立学校。在那精彩的一年里，我骑着自行车穿越城市大街小巷，学会用一只手卷烟，而且最终学会了像一个当地15岁女孩那样说流利的荷兰语。（我仍然可以说“那太傻逼了”和“真无聊”。）我们看过巨石阵和国立博物馆，开车去勃艮第看过葡萄园。但是这整个经历对我真正的影响是我学会了某种程度上的自信，一个15岁的女孩为了交朋友可以克服任何文化障碍，而我以前并不知道我有这样的自信。

“我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解放，”Heisel说，“陌生的地方能给你在熟悉的地方所不能体会到的感动。它要求你多才多艺、随机应变。这是个不一样的文化，它给了孩子们许多不同方面的压力。”

罗杰斯的二女儿会举着新加坡国旗唱新加坡国歌。“她和别的中国孩子没什么两样，”她的老师付素琴说，“而且她的中文也非常棒。” 

“我们本想去一个只说中文的城市，但是中国的城市污染都太严重了，”罗杰斯说。

本文来源：东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