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被羁押的王某公司的业务员，是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告诉法官，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外贸网站上复制粘贴广告，“来应聘时，老板说我们做医药中间体，具体是什么不是很了解，只记得名称是F开头的。”王某给她们配备了专门的工作手机，当有客户打电话来询问报价时，业务员便将客户询问的名称转达给老板王某，由王某来报价。前期的订货收货、后期的发货，都由王某一人完成。

▷实验室毒品的致瘾性，往往缺乏评估

致瘾性难评估，如何量刑？

包涵表示，目前实验室毒品的致瘾性不好评估，“因为它太新了”。以前的毒品，经过大量的研究试验后，从成瘾性、社会危害性出发，通过《非法药物折算表》对应到法律上的惩罚，标准清晰，便于量刑。但实验室毒品更新速度快，研究和评估的速度跟不上。“很多毒贩，包括制毒的人，都没有专门论证过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厉害，这就很危险。”并且，“实验室毒品的靶向效应很强，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效果，且造价便宜。”

刘某承认，他并不知道自己生产出来的“芬太尼替代品”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功效。在此之前，他一直跟一些药厂合作，生产非列管类的药物中间体。刘某妻子说。他极少在家人面前提工作上的事，更别提主动制毒。

制药和化工专业人员告诉记者，此类物质数量太多，即使业内专家，有时也做不到完全覆盖。但毫无疑问，在专业学习中，或多或少会对“列管药品”有了解，“至少养成习惯，做什么东西前先去搜一下是不是列管。不是说列管就不能做，但自己心里得有个底。”

一位药剂行业的从业者告诉深一度记者，对于芬太尼，他只知道国家只批准几个企业生产这种药，但怎么制成毒品、制成哪种毒品或者管制到什么程度，他亦不是很清楚。

“类似新精神活性物质这样的东西，有的还没明确其药用价值，因为其医疗用途可能需要长时间探索及科学的验证和评估，我们在没能明确这个物质的药用价值之前，很难把这个东西和毒品区分开，同样的物质，用在医疗上就是药品，用在非法的场合，它就是毒品。”包涵说。

在庭审现场，律师们亦指出，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本案中流通出去的药品被用于非法用途，“被管制的药品不等同于毒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才是毒品。”生产者刘某的辩护律师张雨如此强调。而王某的律师李克非则告诉记者，对于列管药品，信息传递仍比较滞后，“包括此次起诉书上设计的一种药物，从百度上都没有搜到。”

“实验室毒品”的管理之惑

在我国，流行的仍为传统毒品，生产的“实验室毒品”主要还是销往国外。一位禁毒大队的负责人长称，打击“实验室毒品”，难点不在于抓捕，而是很多东西根本不在列管范围之内，“什么时候列入了列管范围，我们才能去抓。”外国的客户从中国订芬太尼，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外国已列管，但在国内尚未列管。

实际上，中国在列管药品管理方面水平先进。包涵告诉记者，2015年，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规范，也就是《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专门增设了一个目录，叫《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增补目录》，实际上，中国已经将新精神活性物质与传统毒品麻醉药品分开管理。此类药品有专门的管理法，接触有严格的登记制度、开药也须有专门处方，以及还有医药备案登记制度，可以追溯每一笔药物流通去向。

“整体来讲，制度没问题，但这种单一的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防住新精神活性物质。”包涵称。根据最新资料，2018年的世界记录报告里提到的新精神类活性物质有800多钟，已远远超过了1961年麻醉药品公约和1971精神类药品公约里列管毒品的总和。“种类太多了。列管毒品的意义就在于，告诉普通人，这个东西是非法的。他明白了以后，才具有违法性认识，进行处罚也才有意义。”

各国也在摸索新的管制办法，如尽可能缩短这个管制的时间（称为临时列管），美国出台“类似物管制”，加拿大、澳大利亚则有“骨架管制”等。“但实际上，都只是缩短管制和研发出新一代毒品的时间，没法做到提前管。”包涵说。

赛跑的不只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研发和列管的速度。被逮捕一年之后，不到40岁的刘某已头发花白。如何量刑，将决定着他以及一家人后半生的走向。这一年里，他的父亲生了场大病，因脑梗住院两三次，如今偏瘫在床。“我就是担心，他可能都没法给他爸爸送终了。”刘某的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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