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王太庆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后，他对哲学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回顾了中国翻译的历史，总结的不错，是很好的知识，摘录下来。

翻译外国著作的工作，在中国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中天竺僧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慧皎《高僧传》作“摄摩腾”（高僧传 / (梁)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汤一玄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1992.10. P1）】受聘来到洛阳，用白马驮来佛教经典，这是中国人看到外国著作的开始。据说他们在洛阳白马寺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这是用汉语翻译外国著作的开始。竺法兰虽然是外国友人，《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却肯定有中国人参加，否则不可能有那样的译文。以他为首的翻译班子在中国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翻译事业，从东汉起，经过南北朝、唐、宋，完成了举世无双的汉译大藏。译经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译者人数众多，也是世界之最，其中杰出的领导人物辈出，最著名的有南北朝的鸠摩罗什和唐代的玄奘。佛经传人中国之后，16世纪末年又来了西方基督教的代表，以利玛窦为首，从海道带来了另一批外国著作。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进行了翻译事业。他们译出的著作除《圣经》以外还有自然科学的典籍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哲学著作《名理探》、《寰有诠》等。这一次的翻译事业，规模虽然不如佛经翻译之大，但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使中国人窥见了从希腊、罗马以来的辉煌西方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徐光启在这一事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随后的清朝康熙皇帝曾经对西方文化给予注意，自己学习过拉丁文【玄烨同学尚能日理万机之余修习夷人文字，吾朝当今小皇帝犹将区区英语四级视若泰山而不肯超。也就是这崇洋媚外的学习拉丁语的玄烨，后与梵蒂冈教廷反目为仇。而后，洪秀全依美国人马礼逊加以增删的《圣经》汉译本，与这小玄子的后代分庭抗礼】，注意过西方著作的翻译工作，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资本主义一浪高似一浪地扑向中国，中国挨打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要求认识西方。林则徐起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先进中国人掀起了学习西方的运动，从科学技术开始，进而注意文化、政治、思想，并且通过翻译来广泛介绍。在这个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代表人物首推严复。严复翻译西方典籍的工作开了近代翻译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翻译的《天演沦》在中国的风雨飘摇之际有发聋振聩之功，他把中国人直接引导到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比起鸠摩罗什、玄奘引进夹带在宗教中的哲学来可以说是跃进了一大步。严复以后的中国人在孙中山的 领导下跨入了新的时代，哲学著作的翻译也走进了新的阶段。新文化的主将鲁迅也是翻译界的主要代表，他的主要工作虽然在文学方面，却不止在文学一隅，而是涉 及全部文化思想，也包括哲学在内的。“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不管对他赞同的也好，反对的也好，完全不受他影响的却几乎没有。其次要数胡适， 他虽然主要从事写作，只译过一篇都德的散文《最后的一课》，也与哲学无关，却也对翻译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解放以前，翻译界的重心是文学，无论从数量说还 是从质量说哲学翻译都比文学翻译逊一筹。当时在哲学翻译方面 力图攀登高峰的是我的老师贺自昭先生，贺先生不止自己从事翻译，而且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广泛团结同志，并且教育和训练后进进行有研究的哲学翻 译，翻译的成果直接影响了解放以后的哲学研究和哲学翻译。解放后的哲学翻译主力不像以往那样是个别的翻译家，而是以国家力量组织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这 个机构虽然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专业对象，不翻译此外的哲学典籍，却以译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翻译的样板，为译者们不得不考虑和借鉴。

　　 我们两千年来的哲学翻译发展经过，大体上如上所述。总起来看，这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呢？是因为外国人有一些好东西，是我们原来所没有 的，我们没有理由故步自封，可以采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充实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如果认定自己什么都好，无以复加，那还要翻译别人的东西干什么？如果认为别 人的东西会对我们自己不利，或者会抢走我们自己的买卖，那当然最好把那些东西烧掉，或者丢进大海，彻底消灭别人进行翻译的可能性最理想。——是不是我们的 祖宗太傻，干了两干年的蠢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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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大不大？中国人完全不知道印度人的生活，不懂他们的语言，更不用说他们的文化传统了，而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对中国的了解大概也几近于零。这样的两国人见了面，生活上的事情都难于互相了解，顶多靠看着实物比比划划，指指点点。而佛教思想是高度文化的产物，抽象而且夹着许多想像，怎么比划？记得我小时在上海上学，外国老师命题要我说说昨天的生活，我要说打烂一个暖壶的事，可是不知道暖壶怎么说，左描右划他也听不懂，一直到拿了一个来看才解决问题。可是，有一次有位土生土长从未出过远门的上海同学问我山是怎么一回事，我用尽各种办法还是不能使他明白，他说那是“土墩”，把另一个四川同学笑得前仰后合，而又无可奈何，我们又不能把山搬来给他看。我看了《四十二章经》，怀疑它不是根据原本一句一句翻译的，而是取其大致另外写出来的，我不敢肯定其中没有“土墩”的成分。后来我在大学跟季羡林先生学了两年梵文，虽然没学通，却相信《四十二章经》不是翻译，而是转述。因为梵文和汉文距离太大了，季先生给的习题中的句子我泽不成汉语，只好勉强译成德语交卷，德语也属印欧语，好办一点。《四十二章经》内容比我学的梵文入门难得多，怎么能译成那样地道的汉语呢？

　　 这个想法后来从另一件事上得到了证实。我读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着了迷，又弄了英文原著比了比，大吃一惊：原来这本名译是对不上的，不过意思的确差不多，而文辞之美又有过之！难怪译者不写他译的，而说“侯官严复达旨”。如果他一句一句译，一定不会有那么精确生动。因为早年的翻译手段不够，如果勉强按原话写汉语，就只能写出林琴南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1919年3月林纾给蔡元培的信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非不能为白话。”（畏庐三集 / 林纾著.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P27，《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的言词，不但不雅，而且不信。严复说“达旨”，是他所用的辩证法。达旨就是转述，吃透原意而转述出来，才能形式与内容统一。如果不吃透，就“率尔操觚”，尽管逐字逐句紧跟原文，也只能形式与内容两阙，像后来的一个白话文译本那样。
但是“达旨”这种辩证法只是早期的“不得已而为之”，严复的《天演论》里有删节也有增益，实在不易表达的说法他避过了，或者用另一些话“烘托”其旨，不能说是精密的、科学的译法。如果根据严译来对达尔文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当然不够。要满足人们“欲知其详”的要求，就只有再想新法。这新法就是进一步的实践：详究原文，分析原意，在语法上、逻辑上、专业上下工夫，然后仔细考虑自己的语言，找出适用的手段，直到在原有汉语的基础上设法创新，使它丰富起来，用于译文而不断地推敲，以求改进。这当然还是辩证法，而且是唯物的辩证法，根据客观的要求而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主观臆断。汉朝以后的佛经翻译就走上了这条路。南北朝的鸠摩罗什对此作出了贡献。什法师非常注意译文要合乎原意，甚至带感情地说，如果他的译文有违背经旨的地方，他的舌头会烂掉。但是，他也很重视译文的流畅。他把不好的译文比作“嚼饭喂人”，不但没味，而且教人恶心【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慧皎《高僧传》，P53）】。他的译文要求信、达兼顾，而不仅是达旨，纠正了以前译经的“滞文格义”，翻译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到唐代，对佛经译文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不能满足旧译。玄奘为此亲到印度深入学习，而且研究语文和逻辑，回国后主持译经，更进一步求信，使翻译质量大大提高。他用的方法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讲学，培养人才。他所译唯识论经典非常细致，还留下名为《成唯识论》的讲义。在佛经翻译中、玄奘的新译达到了高峰。

　　 佛经翻译方法有许多创造，最突出的是组织译场，集体工作，但并不是现在那样将一部书砍成几段，分给各人翻译，实为集体单干【胡壮麟、刘世生主编的《西方文体学辞典》：P71，将大众传播理论的老祖宗McLuhan译成标准的“麦克卢汉”后，转到P156，则成了“麦可路汗”；P37，将“blank verse”解作“无韵诗”，P161又变成了“素体诗”……（西方文体学辞典 / 胡壮麟, 刘世生主编.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1）】，而是各人负责一项任务，如主译、笔录、校勘、润色等，都是从头到底的。这样可以吸收多数人的智慧，起互相监督相互补充的作用，并不只是求快。在翻译手段方面，他们作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凡是本国所没有的概念，就创立新的名词，而且对已用的名词进行改进；创立和改进都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他们还吸收了一些必要的梵文表现方法，以至梵文句法，以补汉文之不足。梵文的“颂”，他们加以吸收。但是有一关他们始终未能突破，就是继续使用脱离口语的古汉语，甚至接受齐梁以来的骈文影响，写成四字一句。这种新文体一看就与中国习惯不同，僧侣等于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久而久之，就只知诵读，不明意义了。读书不明白道理何在，书就不再是书，不管原著或译文都等于废纸【是以或云“开卷未必有益”】。佛经翻译落到这般结果，是一大悲剧。这个悲剧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后之来者还有这样想的。严复翻译书是为了普及一种新学说来挽救危亡，所以唯恐译文不能达意，唯恐被人们作庸俗化的了解。他力求译文完善，请求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他润色斧正。他不肯用八股调子翻译，是为了防止人们把它当“近世利俗文字”去读，以致失其本旨，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他选择的手段是先秦古文，尽管活泼生动，却未免古老陈旧。他力求易懂，甚至把原文的凯撒改为秦始皇，吴汝纶认为这样做太过火，也是失真，这个意见严复接受了，因为他重在存真。但是吴汝纶觉得他的译文太像周秦诸子，应该换一个文体，像佛经一样使人一看就是外国书，以免混淆【读Rilke的Duineser Elegien时，原想将第一哀歌第一句的der Engel Ordnungen（天使的班列）“归化”为汉语里的“仙班”，但感觉极其别扭。想当初鲁迅先生就极力反对林琴南译的“拂袖而去”、傅东华译《飘》（"Gone with the Wind" by Margaret Mitchell）时将美国人名、地名全部中国化。读译西洋的东西，自然是要在里面找寻不同于中土的别致】。这一点严复不能接受，他认为翻译是为了宣传的，文体必须大家熟悉，否则没有人看，还宣传什么。严复努力求信，同时也努力求达，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求达的手段虽能排斥八股调和欧化的洋泾浜，在今天六十岁以下的人却没法读了，这就走到了达的反面。严复晚年的译作朴实一些，不像译《天演论》那样大做文章。这是进步，但始终没有放弃古汉语，和林纾一样。这一关很难闯，“五四”以前没人闯，“五四”以后也不是一切顺利，即便在今天，还有人总是发思古之幽情，在文章里夹点不通的假古文，以为博雅，拿来吓唬小青年。这回潮【按：此处关涉文体、文风、语体、语境的问题。哲学著作需要严谨明白，可能必须用现代汉语，但于文学作品来说，贝奥武夫（Beowulf）张口说现代汉语，应该是违背语体的。而将Vergilius诗体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译成散文，也是不符合文体的。诚如前文按语，王先生此处似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认定古汉语没有存在的必要、古汉语已经没有人能看得懂厚古薄今、厚今薄古，自然都过于偏执。欣赏西洋古典音乐时，人们往往被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乃至听音乐要衣着整齐、不要在“不该鼓掌的时候鼓掌”；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却要求将中古高地德语（Mittelhochdeutsch）时代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并不要求接受者提高自身文学修养】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