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

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

可是，在中国，更崇尚的是“聪明”而非诚信。正是因为这种崇尚“聪明”的社会风气，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防盗门、防盗窗，遍地都是高高的围墙，但我们生活得仍然不安全。

有这样一个故事，1935年的冬天，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这天，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

法官审问道：“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

老太太低着头，嗫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

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

“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看着法官，说道：“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呀！”

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

法官敲了一下木槌，严肃地说道：“肃静。下面宣布判决？”说着，法官把脸转向老太太，“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的表情，她面对法官，为难地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

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着，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惊讶了，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市长拉瓜地亚。法庭上顿时静得地上掉根针都听得到。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

按理说，一个老妇人偷窃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拉瓜地亚说得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

他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的，人来到这世间，作为社会的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来往，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

善，并不仅仅是一种与冷漠、奸诈、残忍、自私自利相对的一种品质，还是一种精神的契约。

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他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了一首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正是背弃精神契约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