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5年3月23日凌晨，91岁高龄的新加坡建国总理、几乎可以与这个有奇迹色彩的城市国家划上等号的李光耀溘然长逝。而自传出李光耀因病入院的消息之后，人们除了在心中挂念老人家的健康状况，更多的是开始思考新加坡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由他所开创的新加坡管治模式将何去何从也备受全球瞩目。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与新加坡同为“亚洲四小龙” 经济体，崛起轨迹有高度相似性，并且存在高度竞争关系的香港。

人们常常喜欢将香港与新加坡作比较，这两座城市犹如是一部“双城记”。两地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腾飞的经济体，同样是数百万人口的开放性国际大都会和世界金融中心；发展历程也颇为相近，蓬勃的自由贸易是成功之本，新加坡和香港历史上又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时均为华洋共处之地；而两地民众无论从教育水准、收入水平还是平均寿命等诸多方面来说都非常接近，而执政者则同样需要面对土地面积极为有限这一难题。可以说，正是因为上述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让新港两地的政府彼此都将对方视为自己天然的参考对象和“假想敌”，而双方民众的内心之中亦素有极深的“瑜亮情结”。

李光耀在谈及新加坡税率问题时曾表示，“如果把入息税定的太高，有办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该国工作的外国人，便可能考虑移师香港”。毋庸置疑，新加坡人一早就已将香港视为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1990年代为止，香港在经济领域乃至各个方面的发展一直领先于新加坡。那时候，甚至在新加坡的传统地盘东南亚地区，香港在当地华人中的地位也要高过星洲一筹，包括金融、贸易等服务性行业的触角早已伸过南洋，而在政治上也一度成为很多华侨避风的港湾。可以说，香港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条件令其俨然扮演着全球“海外华人首都”的角色，新加坡显然尚不具备这样的凝聚力。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国内种族多元，各种政治势力竞争激烈，国外则被充满敌意的国家所包围，与邻国马来西亚的关系尤为恶劣，以至于李光耀在生前曾经表示，很羡慕香港的地理位置，可以紧靠中国内地这个巨大腹地，笑称自己无时不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调换位置。

然而，近十年来，星港两地的对比却呈现出明显的逆转趋势，新加坡完成对了香港的全方位超越。人口占优的香港不仅在人均GDP的指标上被狮城越抛越远，整体GDP亦于2011年时被星洲成功赶超，在宜居城市、高校排名等诸多方面的评比也纷纷被对手“扒头”。有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新加坡居民薪水的实质增长达到18.1%；而香港人的实质薪水则是不增反降，为负的2.9%。此消彼长之下，新加坡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已经几乎达到香港家庭的一倍，着实令无数港人羡慕，甚至因此产生移民新加坡的想法。

在不算长的时间内，星港两地的发展路径和成果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归根究底还是管理模式和理念的不同。从产业政策到人口规划再到高等教育，新加坡政府无不展现出开拓前路的勇气和放眼未来的意志。相反，“东方之珠”在过去的十年却缺乏进取，内斗不断，染上了“泛政治化”的疾病。特区政府在种种掣肘之下，推动产业发展不力，政策的目标方向不清晰，“优才计划” 的吸引力也不如预想。而香港许多“富二代”和“富三代”们虽然都在世界级的顶尖学府求学，学有所精，本应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但是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只会在最容易赚钱的物业发展商打主意，除了地产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敢尝试。结果导致时至今日，香港仍过度依赖金融业及旅游业两大传统支柱型产业，造成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引发民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李光耀在其著作《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中这样表示，“香港商界除了物业发展商和市场炒家，什么都没有。”而他继而又以略带不屑的语气反问，“李嘉诚是否有制造过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在他看来，“政治领导人必须向人民描绘未来前景，然后把前景化为政策，而且必须说服人民这些政策值得支持，最后要激励人民协助领导人实行这些政策。”本着这种信念，新加坡在2012年时推出“全国对话”，着力先与民众商讨确定国家未来发展目标与愿景，才进入各项政策细节。不知道缺乏胸襟与前瞻性，以“语言伪术”出名，凡事都要揣摩北京旨意之后才制定战略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听到政坛前辈的这番话会是怎样一番感受。不过从港府目前视民调如洪水猛兽的态度，以及没有让民众参与制定发展愿景，就急推与社会想法脱节的发展方案，并且扬言要与社会打“舆论战”的做法来看，他想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层道理。

尽管所谓的“李氏家族政治”和“打击言论自由”的做法受到反对者愈发猛烈的抨击，但与前者相比，香港现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明显更加棘手。因为，至少新加坡是有普选制度的，能够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可以让国民选出执政党，而且建国以来的三位首相李光耀、吴作栋及李显龙均可以称得上是“有为者”。他们在政治上能够这样强势，可以说正是建基于人民行动党（PAP）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授权之上，这一点与香港橡皮图章式的“小圈子”选举大不相同。即使是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大挫败”的2011年国会选举，人民行动党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仍然取得了超过六成选民的支持。而香港当下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环境，2017年普选进程仍然可谓是寸步难行，特区政府在梁振英这样的政客带领之下根本不能够取信于民，施政阻力无法同日而语。而香港各个政治派别对于何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均有各自不同的定义，政治矛盾远比新加坡复杂与激烈的多。

当然，香港并非没有机遇，香港与珠三角仍是全球最有动力的地区之一，而香港的积累和发展的机会也没有消失。最重要在于港人用与不用的选择，以及执政者到底应该如何利用的智慧。香港其中一个最被李光耀珍视的优势是与中国内地之间特殊而紧密的联系。在他看来，国共内战过后，无数“中国制造”的内地企业家携带大量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来到香港；但新加坡在独立初期完全缺乏这种人力资源，社会中坚分子只是一批农民后代，这些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与培养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而在当下，只要中国内地经济上一收一放，香港经济便冷热交侵、翻腾不已。如果中国经济一帆风顺，继续繁荣下去，则香港尚能期待在内地的救援之下“起死回生”，这一点是新加坡永远望尘莫及的。

可惜的是，近来围绕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一系列争议反应出部分香港人似乎陷入了“自我城邦”的怪圈，甚至有主动放弃与内地之间的联系之势。诚然，日益激化的中港矛盾有其极为深刻的社会原因，香港民众对自身生活前景的担忧也确有一定合理性。但在此过程中，部分港人所表现出的就像是一个情绪失控的病患，其种种反应无疑相当过激，而且也是十分不必要的，一切迹象都显示出他们在要求中央理解自己诉求的同时，对于中国的国情发展却完全外行。在这部“双城记”的剧本中，一位主角恨不得自己能成为“千手观音”，每只手都可以触及一点；而另一位则是主动自断一臂，这就是现时新加坡与香港双城比拼的真实写照，也正是瑜亮情结之下香港的最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