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妄议师长极是不妥。好在我要妄议的教授，都是威名素著的公众人物。既是公众人物，难免遭人议论。我不过小人一个。小人胡言乱语，自然入不了大人的耳朵。说者姑妄说之，听者姑妄听之。
北大中文系风头最盛的，莫过于孔庆东老师。本科时，我去上孔老师讲老舍的课。是在旧理教的阶梯教室。教室里那场面是相当大，那阵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下午的课，当天早上就得占座，往课桌贴条的，放书的，搁水壶的，还有干脆早两小时进去把前面的课也听了的。等正式上课时，讲台周围的学生，好比赵本山糊墙的纸，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孔老师进教室，前边得有助教开道，后面还有学生拍照——准明星见面会现场。
若干年后，我在耶鲁旁听哈罗德·布鲁姆的课。青草色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教室的圆木桌上。教室里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围圆桌而坐；占不到圆桌的，坐在角落。非常安静，因为老师的声音很轻，近乎呢喃，夹在窗外割草机的轰鸣声中。
她在第一节课上微笑着跟我们说：“不要来这里学习朱迪斯·巴特勒，因为那不会发生。这学期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会跟康德缠绵……”事实证明，巴特勒绝对是康德的脑残粉。整整两小时的时间，她都在复述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观点，时不时停下来露出粉丝崇拜偶像的星星眼：“啊，理性的公共利用，啊，真有意思……”“唔，我们被理性生成的法律所主宰，唔，说得真对……”“……哦，康德实在太聪明了！”当有学生将康德与西方殖民扩张联系起来，巴特勒立即辩护说：“他是被殖民主义利用了……”
哈罗德·布鲁姆（b. 1930），以《影响的焦虑》著称于西方文艺理论界的泰斗，就那样歪着脑袋坐在他的轮椅上，脖子上挂着哨子，以便在他无法移动身体时吹哨求救。从某种程度上讲，哈罗德·布鲁姆与孔庆东很像，他们一样愤老，以激烈尽乎极端的言论抨击这个时代。孔庆东站在民族立场，试图维护红色革命年代的旧有信仰，对政见异己者恶语相向；而布鲁姆则努力捍卫阅读的尊严，痛击斯蒂文·金与J.K. 罗琳，叹惋文学经典的凋零。
布鲁姆讲一会儿，停一会儿。在他停下来休息时，口水从他嘴角流了下来。他拿手帕擦去口水。那一刻阳光落在我身上，我忽然感到一种震撼。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为什么还如此固执地站在讲台上？
“我从1955年开始，在耶鲁为本科生开两门课。一门是莎士比亚，一门就是这门课，如何读诗——现代人忙着看电视，而忘了如何读诗。我想我会一直教到我死去……”他说着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拿起桌上的水壶，旋开壶盖，喝水。一半的水从嘴里流出来。助教忙接过水壶，他则拿手帕擦嘴。“……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老师，然后才是学者和批评家……如果12月份我还在呼吸，我期待看到你们的期末论文。”
伯克利声望最著的，无过于朱迪斯·巴特勒。她比布鲁姆要年轻上二十岁，但她的名字却早已镌刻进西方哲学史，与福柯、德里达、斯皮瓦克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拓荒者联系在一起。网上有她年轻时的照片，剪着利落短发的犹太女人。但如今她已不年轻了。满脸皱纹密布，绷得紧紧。总是穿着黑色西装。发型仍像年轻时那样短，像个男人。总是拿一根手指托住下巴。不说话时嘴唇抿得紧紧。斯内普如果生成女人，大概就是巴特勒的模样。
这学期巴特勒开授的课名叫“19世纪的批评形式”，必读三本：康德的《纯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以及诺顿版的 The Marx-Engels Reader。第一节课读三篇文章：康德《什么是启蒙》，福柯《什么是启蒙》以及马克思《无情批判一切存在的东西》。
说实话，我起初对巴特勒并没有好印象。她讲课时经常在读一张纸，声音平淡，催眠，没有声调的抑扬顿挫，也不会像孔庆东那样安插一两句激动人心的口号。她并不平易近人，远看就像黑幢幢的没有温度的水。学生对她的评价两极化。喜欢她的学生称她聪明得让人害怕；不喜欢的人则称她的名气并不帮助她教书，而她只是在卖弄粘连一串词缀的词语。可是一谈到康德，斯内普打扮的巴特勒立刻变成Q版，萌得我一脸血……当然，对康德充满崇拜，并不妨碍她批判他。她除了偶尔犯犯花痴，也非常严肃地提出批评。
写到这里我回头看，发现这个并列居然有些滑稽：孔庆东，哈罗德·布鲁姆，以及朱迪斯·巴特勒。布鲁姆与巴特勒在西方素立威名，但那是在学界，而不是公众平台。我尝试从教过我的北大老师里找出一位学术威望尽可能与后两者匹敌的先生——陈平原老师吗？李零老师吗？还是严家炎（b. 1933）、蒋绍愚（b. 1940）、温儒敏（b. 1946）老师？——可是，他们都没有教过我啊！
北大的行政管理，就我的经验，为一种浓郁的官僚气质主导。北大对于教职工的管理，有一种天然存在的等级秩序——处在这个等级上层的教授，非常难以接近。退休教师也许素有名望，但大多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与教学制度之外；处在学术成熟期的在职教授，或者因为承担行政职务，或者因个人科研要求，往往只承担很有限的学术指导，而本科教学即被放弃；于是，所谓的“学生工作”，都落到了青年教师的身上。这些青年老师往往自己才刚博士毕业，发论文评职称也还来不及，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哪里还顾得上学生？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德国博士毕业的年轻先生。
大学四年，我见他真的不超过四次。元培实验班的学生批评元培班的失败，因为元培没有自己的学院，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指导——其实有自己院系的，又好到哪里？（补充强调一下，我是在质疑这样的教学体制，并不是在批评老师。相反，我在中文系遇到了很好的老师，这些我都铭感于心。）
再看耶鲁，耶鲁注重本科教学超过一切。所有在职老师，只要不是on leave的，都会开设本科生课程。各学科页面上，会详细列清每一位教授的课程、办公室地址、电话、邮箱，以及每周与学生会面的office hour。这是确认教授对于学生，永远accessible，是可以接近的。一位老师，无论他多有名，多大牌，在学术界和哲学史上有多大影响，只要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想见他，你就能见到他。
见孔老师，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即使不去上他的课，他也会时不时出现在你的电脑和电视里。对于孔庆东老师在公众场合的言论，如果说在五年前我还蠢蠢欲动，现在已是漠然。我并不反对学者明星化。相反，在一个纸介质阅读日益衰落的时代，一个话语阵地被一帮无脑娱乐明星占据的今天，我期待能有人文学者拾回20世纪初的尊严。
但是，一个娱乐时代对于学者代表的选择——什么样的学者能上镜，什么样的学者能出名——必然是媚俗的。一个鼓吹重读四书五经的学者，当然不会比骂香港人是狗的学者更出名。因为博取点击率，比知识传承重要太多。
孔庆东老师出生在1964年。他不加批判地使用着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全盘接受一个19世纪欧洲白人对资本和殖民的恶劣印象，并认为那才是属于中国的真理。不客气地说，孔老师身上，多少有点红卫兵的影子。他所有言论仿佛都预设了一个不容质疑的正确立场，就是所谓爱国爱党；凡是提反对意见的，那就不爱国、不爱党，就得扣上一个“狗”、“汉奸”的帽子。这样的言语暴力，与红卫兵的言语加行为暴力恐已相去不远。
爆粗口不是问题所在。风清扬也爆粗口，却仍是被人喜爱的武侠角色。我所警惕的，是那种绝对正确的专制式的姿态。孔庆东提高嗓门，拿他的口头禅训斥记者：“首先你犯了一个错误。”而朱迪斯·巴特勒则以手支颐，用假设条件句对她的学生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你就是个非常糟糕的学生（If you accepted everything I said as true, you would be a very bad student）。”
本文系授权发布，作者：袁应笑，选自作品《一直走直到我遇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