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央行行长上周齐聚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参加货币政策圈子的年度盛会。不过，虽然各国央行对这个圈子的忠诚是永恒的，但大型经济体的不同表现正迫使它们走上不同的道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或多或少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放松货币政策。如今，它们站在了分化点上，即将走上不同的道路。这既反映出它们自身在过去6年取得了多大成绩，也反映出各自国家的政府为本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多大支持。

金融市场密切关注了上周五美联储(Fed)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杰克逊霍尔的讲话，试图找到美国经济增长何时会（而非会不会）导致美联储开始加息的信号。对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是：说不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已被迫向焦虑的投资者作出承诺：如有必要，欧洲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在美国，由于央行愿意果断尝试各种货币政策武器、甚至包括“量化宽松”这一重磅武器，经济复苏得到了支持，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越2011年的危机前峰值。在英国，借助类似的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危机的影响被抵消，经济得以恢复增长。英国央行(BoE)货币政策委员会(MPC)的部分成员已在要求上调利率。

欧元区与上述两个经济体的反差越来越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后，欧洲央行是首批意识到需要向金融体系注入紧急流动性的央行之一。但它对解决2010年以来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一直采取不积极和拖延的态度，耗了两年时间才承诺“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大范围违约和甚至可能出现的欧元瓦解。迄今为止，它仍拒绝承认有极为明显的理由实施量化宽松，欧元区正滑向通货紧缩，其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陷于停滞，但欧洲央行仍在要求给予它更多时间来研究全面购买资产的影响。由于未能早些采取行动，欧洲央行以后将不得不付出更大努力。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联储按计划在今年10月彻底退出量化宽松之时，欧洲央行却将被迫开始实施量化宽松。

财政政策只是加剧了各国间的这种分化。美国尤其受益于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屡次陷入僵局，但美国的财政政策一直在正确地支撑经济增长。即使是在英国，虽然存在着大量紧缩的需要，但政府仍明智地推迟了计划中的财政紧缩，来应对令人失望的经济产出，相比之下，正如德拉吉早就想说而上周五终于逮到机会说出的怨言那样，欧元区仍错误地坚持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欧元区外围受危机冲击国家的紧缩措施不会被德国的赤字抵消，这对经济增长形成了阻力，令量化宽松变得更为紧迫。日本国内或许正在形成相似的局面，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需要认真审视其再次上调消费税的计划。否则，日本央行(BoJ)或将被迫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土耳其、南非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的处境更为可怜。长期（而非反周期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迫使它们不得不在增长率停滞不前甚至下滑之际上调利率，到明年各国央行行长再次聚首怀俄明州时，他们很可能将有更加不同的故事要讲述。那些被迫实施宽松的央行行长，最好听听那些可选择收紧政策的央行行长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