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一切。铁笼，和大多数其他有用的理论概念一样，也是一个理想型。所有社会都会保留一些受保护的（或被忽视的）空间，尚未理性化的传统和社群便兴旺于斯。然而，尽管理性化的磨坊运转缓慢，但它们磨得也极细。假以时日，韦伯相信，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实践或制度，无论其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迟早都会在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的逼迫下，接受该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这是理解威廉·德雷谢维奇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之恶化的重要哀诉，《优秀的绵羊》所讲述的故事的一种方式。德雷谢维奇按编年顺序记录了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是如何反映并强化新自由主义之崛起的——后者，新自由主义，便是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社会的组织原则。在2008年离开学院前，曾在耶鲁教过十年英文的德雷谢维奇，对美国大学把自由启蒙的传统诉求，替换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目标和要求（消费者主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债务融资、“科学的”管理和营销、以及技术驱动的生产率的增长）感到悲痛。大学已经从培养其学生的精神，沦落为促进其就业——特别是金融和咨询业——的地步。
学院，在德雷谢维奇看来，本应是一个人发现自己对某种大于自我的东西的忠诚的地方：这个东西可以是对某个社群或某个事业的服务，也可以是艺术或科学或学术的实践。问题不仅仅是教学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除非美国精英致力于某种大于自我的东西，否则，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不可能的。
学院教育不再是一个根据学生的感受力与性情，或轻浮或庄严的成人礼；它是一项投资——“你能做的最好的投资”，事实证明这句老生常谈是对的：平均来看，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每小时赚的钱，要比没上过四年大学的人多百分之九十八。对学院的投资在年轻人申请学生贷款或支付学费前早就开始了。青春期以及，甚至童年都已经变成了为未来成为精英学院的学生而进行的剧烈竞争的舞台，这些学生的通常是上层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的父母随时都在周围候着，提醒他们的小孩（注意）此间的利害。简历的创建，从选择性的学前班就开始了，并且会在小学和中学无间断地一直持续下去——家长们会请家教并保证丰富的课外活动（这些活动为给学院招生办留下好印象而选择）好让孩子的简历更好看。就像德雷谢维奇写的那样：“分数，就是成绩，就是战利品。你受表扬是因为它；你受奖励也是因为它。（你分高）你的家长会吹嘘；你的老师会高兴；你的对手会咬紧牙关。最后，最大的奖品，是给你的青春期画线，把你总结给全世界人看的那个奖品：被你梦想的学院录取”。
这还没有完。“学院”，他写道，“有过之而无不及”。精英学院“绝少或根本就不去把学生从他们从高中带来的那些价值观和习惯中唤醒”。一个理由是，许多精英大学看起来也不太关心本科生在课堂里会经历什么。最有名望的学院往往从属于研究型大学，这意味着，学术部门雇佣和提拔高级教员依据的主要是他们的学术或者说科学产出。
本科生的教学和指导是次要的职责。“赢得校园教学奖就意味着，你拿不到终身教职了”，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恩斯特·博耶尔如是说。“这不是笑话”， 德雷谢维奇向读者保证。
结果，他说，尽管美国的精英学院提供了低得令人妒忌的师生比例、一流的设施，和一切可想像的咨询服务以及课外活动，它们却越来越不能培养传统上人们所理解的自由教育的核心经验：在一个专业而投入的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同辈组成的小班，讨论艺术的理念和作品——这些东西会迫使每个学生去思考他或她的人生目标以及他或她的基本假设的有效性。
基本上，德雷谢维奇的论证，基于他从内部，首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身份，然后作为耶鲁大学的教师，对常春藤机构进行的，长达二十年的观察。他也依靠了他写作的文章、和他在这个主题上的言说引出的通信和对话的结果。他声称自己见证的，是（大学）对曾经学院的首要目标做出的，近乎于抛弃的行径。要获得灵魂，正如帕斯卡在《思想录》中告诫十七世纪的读者的那样，一个人必须时不时地独自静坐。
德雷谢维奇补充说，（要获得灵魂），在其他时候——在青年时更好——一个人也必须和一小群他人一起坐坐，也许，再在面前展开几本伟大的书，同时就真善美展开充满激情的辩论。
这就是那种不陷于实践成就或职业目标之藩篱的那种学习，德雷谢维奇相信，这种学习，正面临从校园消失的危险。他引用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话说：“一切教育系统都想生产特定种类的人。”对德雷谢维奇来说，看起来，二十一世纪美国的教育系统想要生产的，是聪明、健康、有知识、勤奋、行为良好的，道德想象欠发展且不愿质疑权威的小大人。德雷谢维奇的一个学生听众在思考了这个对她和她的同伴的描述后回答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是优秀的绵羊咯？”
当然，不是所有学生都是绵羊，而那些确实符合这一描述的人，也不应因为他们被社会化成这个样子、或因为他们在学院里有这样塑造自己的行为的动机而受责难。父母想把他们的精英地位传给子女也没有错；在美国，非精英（不是精英）确实是件需要避免的事情。甚至要为大学本身开脱也是可能的，毕竟它们也很难避免反映更大的社会的走向、和对州与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的蒸发引起的财政压力做出回应。
但通过奖励已经享有特权的年轻人，然后又增加他们作为成年人所享有的优势，高等教育也就成了美国阶级分层的首要机制。有手段的父母会付费来换取家教、音乐和舞蹈课、强化项目、夏季旅行、和学院申请指导等服务；德雷谢维奇说，甚至还有专门给高中生提供“论文就绪”夏令营的团队。富有的家长也可以给他们的子女选择的学院捐款。培养和服务捐赠者几乎是大多数学校的必修课，而足够慷慨的捐赠者的子女，在申请上也会获得巨大的优势。没人会相信这样的优先权是正当的，但也没有学院有能力弃绝这种东西。
个别的抵抗和小规模的改革不可能解决如此根本的问题。高额的学费、巨额的学会贷款、官僚化、超竞争的风气、和游戏精神（这可是创造力之源啊，在教育中和其他地方都一样）的逐渐消失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它们是美国社会一些同样深刻的变化的结果，这些变化带来了镀金时代以来人们见所未见的，各种程度的经济不平等：金融的崛起，有组织的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力的增长，以及对一种无止境的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的普遍的接受。
他会回避的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技术创新：网上教育可能是一个商业机遇，但它是教学的死胡同。他也不会支持单纯地提高对教员的补偿：相反，他会使教授的数目翻倍，并且给教学与指导，以不少于给他们的研究技艺的奖励。前沿研究当然是无价的，但它却很少能够给本科生自由教育的体验，后者，如果他或她幸运的话，会在一个杰出的研究者在场的情况下，在数十名甚至数百名其他学生的陪伴下，每周花上两三个小时来学习，一连学上三个月。
德雷谢维奇也敦促大学把平权措施放到阶级上而不是种族上，限制或停止在接受申请时偏袒体特生和捐赠者子女的实践，并调整SAT的成绩，以说明社会经济因素。他还号召大学停止与影响力大到令人扼腕叹息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排名的合作，后者“衡量的是市场地位而非教育质量”。
德雷谢维奇还会清算学生贷款业，这个行当对除放款人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把教育的开销从公共资金转向私人借贷是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说的，在过去四十年里发生的“风险大转移”的一个例子：所谓风险大转移，指的是“经济风险从广泛的保险结构（包括那些以公司部门和政府为主顾的保险）向美国家庭脆弱的资产平衡的大规模转移”。
《优秀的绵羊》的底线是清楚的：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由个体组成的民族/国家的话，那么各个层次的自由的、高质量的公立教育是无可取代的。而因为“要让孩子们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学院，他们就需要在上大学前，就有平等的机会”，这意味着，小学和中学教育也必须进行深刻的改革。公立学校的资金来自于财产税，因此它们的质量也就经常与它们所在的市镇或城市的住宅的中位价相当。阶级分层在幼儿园就开始了——社会化使美国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继承而来的特权。
德雷谢维奇会淘汰用财产税来资助公立学校的实践，并至少在州这一级，平衡对学校的资助，就像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做的那样。不幸的是，因为美国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容忍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也是“没有一个当权者会想通过的改革”。德雷谢维奇也大致提到，这样的平衡造就了“最好的教育系统”，就像在加拿大、芬兰和新加坡那样。这个有趣的说法还有待分析，但看起来，与教育不平等对教学的影响相比，德雷谢维奇更关注其带来的政治后果。
最重要的是，德雷谢维奇相信，我们需要进行系统的改革，来帮助反转风险大转移，并使更多的公共资金可为各层次的教育所用：应采取诸如大力削减国防支出、结束刑事司法系统对大规模监禁的依赖、和提高针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此类的措施来增加可用于教育的公共资金。无疑，他是理解这点的，即这些事情是几乎没有可能发生的。但直言不切实际的真理，有时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之所在。说到底，如果美国希望成为一个由有反思、论证能力的、自治的个体，而非不安全的、无知的、冷漠的绵羊组成的民族/国家的话，重大的举措是必须的。
同时，阅读这本书的学生、家长和教育者也会不由得地质疑常规的，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就高等教育而言，在思考他们的选择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更可能提出，某个特定的大学是否可能在搅动学生的灵魂的同时，也改善他们的就业前景。
[注]本文由洪姆译自George Scialabba, ”Class and the Classroom, How Elite Universities Are Hurting America”, 载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5并授权破土网站发布。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者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