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种说法，“千古中国，万种民性。”简单来说，中国本身地域广阔，包含着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所以说中国既是统一的，也是多样的这也是中国人国民性包含多种类型的原因所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坦白来说是一种“酱缸文化”，中华民族身上携带者“过滤性病毒”。暂且不说这种说法是否过于绝对和刻薄，简单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推敲这种“酱缸文化”是否有其和理性。中国古代一直奉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强烈的自我温饱意识替代了很多应有的宏观思想，因为贫穷成为这个时期普通老百姓的永恒话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封建时期的中国人有鲁迅先生所言的“自私、冷漠、贪婪、愚蠢”这些标签。但是经历过小农经济的瓦解，清王朝的倒塌以及战争的逐渐到来，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经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漫长时期里落后的社会制度以及基本生活条件的不达标，让隐忍卑怯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共同性。这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国民性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国民的内心深处，封建社会的压迫只能进一步加深和巩固这种社会制度下人民的麻木不仁。长时间的战争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无法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性做比较，时间上的长度已经让中国的国民有了反抗无用的惰性，而面对战争胜利后的现状表达出极大的认可，或者说，即使不认可，也会选择安于现状的状态。

回顾中国的历史便可以发现，一般王朝初建立的时候，无论是帝王还是朝廷的官员，都会有些作为，百姓也会安居乐业，一切其乐融融。但是百业复兴的时候一般随之带来的就是贪污和腐败的问题，国家因此出现问题，从而导致国民怨声载道，最终官逼民反，暴力革命爆发，又是一个新王朝的轮回。所以由此可以看出，一个中国在其制度森严，专职强权之下，一般国民都是十分顺从的，除非涉及自身生存，才会产生影响国家的暴动。也正是这种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制度，才让国民人性中顺从和反动者连个层次无法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本质上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普通百姓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实这一点在现如今的社会也和能感受得到，比如说在这种制度严明，管教严格的大环境之下，中国国民很难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相对自由的空间环境下，自身施展和发挥都有很大的提升。中国人的这种隐忍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国民有很强的生存能力。比如说，中国的农民工可以忍受在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做工和休息；在食品危机十分严重的当下环境之下，中国人一边叫嚷着还一边忍受着，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要改变的生机可见；尽管中国处于转型期的，经济发展是第一大计，环境的恶劣也是这一时期必然会面对的问题，这一点在英国工业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有所体现。但是这一切也并不是国民一年四季忍受国家雾霾的自欺性原因。我们国民一面在用力叫嚣，一面却又默默忍受着循规蹈矩的为国家工作。所以，这一点上，也理解《丑陋的中国人》中，作者多次反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其实简单来讲，中国人的性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思维讲究中庸。所以说大环境下，中国人讲求和平，反对霸权，擅长自居为事件的仲裁者。而且在任何事件中，愿意隔岸观火，这种心理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不惹事上身的简单化想象，而是作为别有用心的看客，在事件中起到一定的消极动因。中国人讲求中庸圆滑，那是因为自古以来，有的时候原则会成为自己生存和立足的障碍。中国人缺乏信仰，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劣性竞争之下，很多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这种历史上经历了很多次的欺骗导致的彼此的不信任，所以中国人没有当家作主的感觉，他们被自己所生存的环境欺骗，所以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有时候甚至以取笑别人来获得自己的心理补偿。这也可以理解中国人以自己为重，以自我圈子为重，既自高自大，又有一些胆小和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