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WE《我们》杂志（WorldEducation)

5月25日凌晨一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父亲杨荫杭来自无锡书香门第，自小接受严格的教育，从南洋公学毕业后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结婚后相夫教子。

杨绛自己曾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

“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包括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

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环境，父母长久以来事无巨细、天南地北的对话，逐渐开启了杨绛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对知识的领悟。

杨绛从小是个聪颖机灵的孩子，但考试很少得100分，父亲从来没因此责备过她。上高中的时候，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她自己很着急，父亲对她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答对了，父亲高兴而笑；没答对的，父亲也不责备。

父亲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种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培养了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辞章小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1928年秋，杨绛考入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大学一年后，涉及分科问题，她拿不准主意，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在，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于是，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

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杨绛，成年后对教育这一话题也有了自己的经验和总结。

“我体会到，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年轻时的杨绛

杨绛爱读书，并不是老师要求、父母强制或来自书香世家的压力。而是看到父亲与人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撰写《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向父亲请教秘诀才知道原来是读书所致。母亲也是一样，虽然每天在家操劳，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杨绛有样学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在为人上，杨绛的父亲也从不训示她如何做，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教育他们何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真正意义。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后，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绅士联名登报欢迎，父亲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 登报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

1923年，杨绛一家迁居苏州，因安身和工作需要，父亲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一座没人要的破宅院。杨绛家搬入这所房子时，地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于是一家开始动手修葺破屋，孩子们干活儿拿赏，捉一个鼻涕虫铜板一个，捉一个小蜘蛛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就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结果发现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

其实，父亲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这所房子实在出于无奈。父亲的原则是：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父亲对子女们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励‘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杨绛说，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一九三五年，杨绛和钱钟书到牛津求学，钱钟书考取的是公费，但杨绛并没有考取到公费的名额。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杨绛说，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杨绛回忆，我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杨绛自幼沉迷读书，学贯中外。有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杨绛的一生，秉持读书人的本份，最持久的信仰就是读书。与书为伴，不断完善自己，终得“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语出杨绛）；潜心一志，以淡泊功名的姿态超脱尘世浮华，留住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与优雅。

一次，一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学生写信给杨绛，希望先生可以为其解答人生中的诸多困惑。回信归来，除了普通的寒暄，信上只有先生的一句话：“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短短一言，却道出了多少青年人精神苦恼的症结所在。这句话所传达的，不是否定思考对于解决人生窘惑的意义，而是强调不断学习拓展视野的重要性。孔子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识不足则多虑，对于大部分的孩子而言，缺乏足够的人生经历，思维的广度都是有限的，倘若意识思考不能帮助解决当下的困惑，让他们读万卷书也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读完的书也会束之高阁，仿佛成为过眼云烟，但是读得多了，文字所唤醒的对人生共同的情怀自会不断沉淀在一个人的气质与思想里，人自然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又一村。

杨绛与钱钟书

杨绛与钱钟书结为伉俪，读书也是他们最大的缘分。对读书的挚爱，让他们惺惺相惜。先生曾在《钱钟书手稿集》的序言中写道，锺书先生是这样读书的：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

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人人都说钱钟书先生是天才，殊不知他读书的认真程度是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竟是读一本书的一倍。当我们仰望大师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像钱钟书和杨绛先生一样读书？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杨绛先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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