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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本文摘自《历史的眼睛》
一次,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
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
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
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
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一次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
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
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
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
来源:移民帮 新西兰移民家园诚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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